男子离婚冷静期第2天毒害儿女 悲剧揭示冷静期风险！2025年5月22日凌晨，贵州省凤冈县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32岁的刘某杰在家庭微信群发布农药瓶照片并留言“已给孩子服毒”，其10岁的儿子与7岁的女儿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某杰本人自杀未遂，目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事件发生在双方离婚冷静期的第二天——5月20日，刘某杰与妻子黄某飞刚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儿子由母亲抚养、女儿归父亲抚养，婚后房产归属刘某杰。

刘某杰在前一天晚上发布了最后一条抖音视频，配文“最后的狂欢”。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登记后需经30天冷静期方可生效，但此阶段缺乏实质干预措施。5月21日，即冷静期首日，刘某杰曾捆绑黄某飞并出示农药威胁“同归于尽”。黄某飞挣脱后立即向凤冈县公安局龙泉派出所报案，警方仅做笔录未采取人身保护令等强制措施。

类似悲剧早有先例：2020年云南男子为逼前妻复婚向3岁女儿灌农药致其肝肾永久损伤，施暴者仅获刑三年；2017年四川父亲勒死两名幼子后自杀，遗书称“让孩子解脱”。这些案件共同指向冷静期风险防控的真空——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未成年子女成为矛盾转移的牺牲品。

黄某飞报案时明确提交了被捆绑照片及死亡威胁证据，但未触发紧急保护程序。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接到家暴报案应调查取证并视情发出告诫书。本案中，两个孩子案发时仍在学校正常上课，未获临时监护转移。更值得审视的是施暴者心理干预的缺失：刘某杰父亲承认儿子“怕孩子跟了妈会被外人欺负”的扭曲心态，但基层警力缺乏心理学支持，未能识别其报复倾向。对比霞浦县法院审理父亲伤害女儿案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协调妇联介入的做法，本案的预防机会被系统性忽视。

针对杀害子女案件的量刑差异，折射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的保护不足。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典型案例明确：对未成年家庭成员施暴应“特别、优先保护”，被告人可从严惩处。但现实中，同类犯罪判罚悬殊：刘某杰涉嫌故意杀人面临重刑，而云南灌农药案施暴者仅判三年。法律界定亦存模糊：《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死刑，但若加害人自杀未遂，司法实践常以“情绪失控”减轻量刑。

两个孩子死亡诊断书上“农药中毒”的结论，与刘某杰父亲“他怕孩子被欺负”的辩解，构成家庭伦理与法律底线的残酷对冲。当离婚冷静期沦为施暴窗口，当出警记录未能阻断农药瓶的开启，制度设计的初心必须回归最原始的命题：任何形式的婚姻纠纷，都不该由未成年人的生命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