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美国这套秩序存在两个误判。

其一，美国误判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是受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因为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持续高估了市场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而忽略了自由市场天然存在的垄断趋势，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自我加强”怪圈。全球自由放任经济秩序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政府能力缩小了的同时，富裕阶层却可以将财富轻松地配置到全球以规避其必要的社会责任，导致美国国内的普通民众难以获得足够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维持美国帝国秩序的运行成本，并引发美国中产阶级财富缩水。马斯克这样的富豪在2018年没有纳一分钱的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这自然是不公平的，并且被视为“民主粘合剂”的中产阶级缩水也会自然加剧政治观点的极化，“两个美国”在这40年的时间里趋于成型。

其二，美国误以为这一秩序不会培育战略竞争者。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在过去是日本和欧洲，而这两者都被美国深度控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其实意味着优质资源“自发”向着优势国家流动，他们参与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市场化运作，但根本无力截留发达国家通过各类财政货币政策或者高技术产品持续收割的经济剩余。美国之前对中国奉行的“接触政策”实质上是假设中国会在市场的作用下变成“美国期望的样子”，但是美国精英们没有想到中国可以借助市场秩序进行“二次革命”，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同时，还能借助自身国家能力有力地截留经济剩余，并且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当然，中国本质上仍然是这一秩序中的生产中心，尚不是秩序的核心，只是中国的现有能力已经让美国形成了被超越的预期。

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还能保持着政治独立，这是美国没有预计到的

美国对这两点的误判，本质上都是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迷信。美国精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针对第一个误判出现了茶党和特朗普为代表的新右翼，他们主张美国从全球霸权中退缩，将资源重新配置于国内。针对第二点误判，则出现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共识。

建制派与新右翼的融合与对立

新右翼本身是具有改革乃至革命诉求的，他们所代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是那些失去工作还普遍承担帝国成本的群体。因此，新右翼的目标直指新自由主义秩序，试图对这一秩序进行改革乃至革命。他们不主张美国放弃优越地位，但要求美国从全球撤出以降低自身承担的成本。他们也要求让富裕阶层更多地参与国内财富二次分配，而不是将资产规避到世界某处。新右翼要求美国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务成本，并要求用重商主义式的关税壁垒来促进制造业回流。新右翼还鲜明地反对外来移民，目标是降低自身的竞争压力。新右翼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不大，他们无法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因此也没有真正纲领性解决帝国撤退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的能力。

目前来看，新右翼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很多策略仍然是应激式和碎片化的。在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其实新右翼扮演着其他国家左派政治力量的角色，只是在美国或者整个西方世界中，左翼力量过于薄弱且被整合进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这种革命主张反而成为了保守右翼的使命。右翼根子上的保守导致他们只能诉诸美国的古典传统，脑子里只有重商主义、关税壁垒等19世纪美国政策工具，进而在意识形态上约束了他们解决方案的能力。新右翼也是如此，他们能形成风潮、能共享情绪，但在思想和理论上，他们几乎注定无法充分理解美国复杂的全球帝国逻辑。此外，新右翼领导者整体依然缺乏足够的政治训练，行事风格不拘礼节乃至简单粗暴，做出判断时没有特别全面的考虑，相对更容易激情行动，这与他们的核心支持者是如出一辙的。

建制派则是充分理解美国帝国逻辑的精英，他们与新右翼的草莽有着很大不同。建制派精英是能够提出系统性政策主张的群体，而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即便再木讷的建制派也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看到了拜登上台后采取的政策事实上是对新右翼的部分妥协，他们试图在不触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逻辑的情况下向美国本土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倾斜。比如拜登也没有停止对华关税壁垒，也主张“制造业回流”，强化对富裕阶层的税收，顺着特朗普与塔利班谈判的成果从阿富汗撤军，并且还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等概念来回应新右翼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建制派维系了其传统强项，强化美国同盟体系恢复与盟友关系，在战略对抗和竞争中善于利用舆论、话语制造议题，策略更为系统和全面。

但是建制派的问题在于他们与全球化的获益者绑定过深，各种主张逻辑没错但执行起来差强人意，建制派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协调和平衡，而对于周期性选举极为重要的美国政治，时间恰恰是稀缺的。对新右翼的妥协也导致了更多内在矛盾，比如要对富裕阶层征税就需要大政府，但建制派事实上更拥护小政府；要维护盟友的同时又要让盟友至关重要的支柱产业“回流美国”，这就是在“抢饭碗”；要从中东战略撤退却又无法放弃中东乱源之一的以色列，甚至有“尾巴摇狗”的嫌疑。这种内在紧张会长期存在于建制派的主张中，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过于深刻地嵌入了华盛顿特区，平稳改造已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

建制派与新右翼都认可或部分认可美国需要战略收缩，但逻辑不同程度也不同。建制派希望战略收缩，是因为美国需要集中资源压制最大的战略对手中国，如果中国被遏制了，那么美国依然会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新右翼的概念则不同，他们认为美国对外战略是个负担，因此美国最好回到门罗主义时代的孤立主义政策，以降低美国的战略负担。当然，在美国完成收缩之前，应将天下主要财富囊入怀中以避免“美国优越地位”消失。

美国2021年撤离阿富汗事实上是新右翼与建制派政策延续的产物

建制派与新右翼在对华政策上的殊途同归

建制派与新右翼的对华政策，其中也存在着殊途同归现象。建制派最核心的逻辑是试图构建一个俱乐部式的供应链，将中国排除在外，以便削弱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取利益的渠道，同时维持与盟友的产业合作关系和对盟友的控制。不论是炮制“新疆强迫劳动”这样的虚假议题还是所谓“产能过剩”这样的伪概念，都是围绕这一经济秩序的重新安排而形成的。同时，美国还要以此削弱中国的经济能力，以避免中国“单独控制亚太危害美国在亚太的控制力”，哪怕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战略意图。

在新右翼的眼中，美国要重新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的“制造业超级大国”，这事实上就与中国目前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定位发生了竞争。换言之，建制派担忧的是以后，新右翼眼中竞争就是当下，因此新右翼则从“中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角度出发，会急迫地利用关税来实现制造业从中国迁出，或者至少以此要求中国支付一大笔“费用”。当然，新右翼似乎没有考虑即便制造业从中国迁出也可能不回到美国本土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新右翼在国际观上还存在着主张短期内集中精力对抗中国、长期上谋求完全脱离接触的“杰克逊主义者”，以及主张依托盟友阻止“中国主导亚洲”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前者以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万斯为代表，后者则以未来可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科尔比为代表。“杰克逊主义者”的主张会更激进，这是要回到门罗主义时代的美国。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会采取与建制派更类似的道路，其主张更接近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政策。新右翼其实没有更多的对华主张，因为他们对海外事务缺乏真正的兴趣，也没有真正全面的、可操作的撤退方案。两者相较，如果要考虑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会有更大市场。

基于不同演绎逻辑，建制派和新右翼得到了共同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对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待。

两派对华军事战略异同

建制派和新右翼的对华战略是殊途同归，而军事领域是高强度竞争的结构，因此在身份明确的情况下，博弈的各方很可能出现策略趋同的情况。

首先，建制派和新右翼都将围绕着保持美国介入能力而展开对华军事态势建构。建制派要保持介入能力稳定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新右翼则要保持介入能力增加谈判的筹码和工具。由此，美国现阶段的军事战略不会有太大变化，不论是装备发展路径还是部署方式抑或战略策略仍会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例如“航行自由”行动（FONOPs），在特朗普时期和拜登时期美国都始终保持着一定强度，预计2025年后仍然会持续下去。而目前美军以第二岛链为介入支撑的部署态势，或者现在正在推行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大体上同样不会有太大变化。

美国海军濒海战斗舰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任务

其次，围绕制造业回流这一共同点，不论是建制派还是新右翼会继续保持着对军队和军工体系高水平投入的特点，以确保军工体系对实体经济以及技术优势的带动作用。美国确保科技领先是制造业回流的大前提之一，不论是建制派还是新右翼都不会放弃这一点，而军工体系将是其中作用较为突出的领域。

再次，建制派与新右翼都会对盟友进行大量的军事装备出口。建制派需要强化盟友的武装水平，以便形成对华“数量优势”。而新右翼则会在此基础上视为降低美国霸权成本的方式，也是满足国内军工复合体扩张需求的策略，因此在军售上双方的行动路径也可能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对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乃至一些东南亚国家进行军售会持续乃至扩大。

最后，不论是建制派还是新右翼，都没有对华开战的坚定决心。中美开战风险极高，美国没有军事上的必胜把握为其一，美国即便打赢也很可能彻底失去全球霸权地位为其二，这点建制派和新右翼都有充分认识，也都尽可能不去承担这一风险。只要局势没有失控，中美直接开战不会在美国方面的政策选项中。

但由于具体逻辑不同，在一些方面两者会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建制派政策上仍然会更多依托盟友体系，但新右翼可能会对盟友体系有所疏远，因为这被视为负担。比如，新右翼如果执政，与欧洲关系可能会疏远，可能会导致欧洲对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的兴趣大幅度降低。因此在处理与盟友关系上，建制派与新右翼会存在差别，这也会直接影响我们面对的战略压力大小。整体上看，如果新右翼执政对于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会更有利，欧洲将更容易争取。

第二，建制派在手段上会更侧重软制衡，他们会更喜欢运用舆论、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中国进行限制，军事手段只是作为政策工具之一，并且更愿意按照某些既定规则进行活动。但是对于新右翼而言，他们没有控制媒体等软要素，加上其本身的行为习惯，因此军事手段重要性更高。也因此，新右翼会更倾向于使用硬手段，他们会更具有制造危机以突破既有秩序的动力，并且会有较多的“战争边缘”行动，试图通过威压来达到其目标。

第三，建制派在博弈中更擅长长期规划，往往会有较为系统性的策略，控制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而新右翼的政治训练较为薄弱，思维方式一方面相对简单，另一方面也受到他们意识形态和国力的约束，因此在具体政策中可能会“高开低走”，缺乏后续的手段。新右翼可能在不必要时进行冒进、制造“战争边缘”，但也更可能在局势不利时更为干脆地选择退却，他们风险控制能力整体可能较为薄弱。

第四，在具体的利益链条上，新右翼和建制派也会有所不同，这导致在军工体系中不同企业获得的份额可能不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由于马斯克具有大量财富和舆论影响力，并且已经明确站队共和党，因此其之后将会更深度地卷入美国政治之中，甚至不排除未来成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而相应的，若共和党胜选，他旗下企业比如SpaceX和星链（Starlinks）也很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采购份额，并可能在军事工业、宇航工业等领域实现突破。这些新力量也可能带来美国军工体系更大范围的结构重塑，一部分旧巨头将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五，在军售的表现上，建制派更倾向于细水长流，用多笔军售案来维持对盟友的利益链条稳定性，在持续制造战略压力的同时控制这些军售的政治影响。而新右翼更倾向于使用大规模、整体打包乃至“强买强卖”的方式推动军售，因此可能会有一些数额巨大的军售订单出现，并在舆论上制造热点效应，增加有关方面进行回应的舆论压力。新右翼这点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有关，但不排除其他人对特朗普的模仿也会强化这种行事风格的普遍性。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取得了沙特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

结语

建制派和新右翼有各自的逻辑，在军事战略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与手段。但不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花落谁家，中美关系已经必然回不到过去，这是由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发生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也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严肃的军事斗争准备，准备得越充分，最坏的形势越有可能不会真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