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台阁公文的不满”一语表意模糊，李兆洛在《骈体文钞序》中道：“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3]可知李兆洛所针对的，并非台阁公文例用骈体，而在于其“不能致工”。因此《骈体文钞》等选本的出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资时习”[4]。

其二，李氏在校刊《古文辞类纂》的过程中，意识到桐城派崇散斥骈主张的弊端，故欲再造选本，与之对垒。据《李夫子年谱》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

以合河中丞之约赴粤东……山子藏有桐城姚姬传先生鼐所选《古文辞类纂》，竹吾意欲刊行，乃驰书还取之，校阅付梓。先生以为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称，而别骈偶之文曰骈体，乃更选先秦两汉下及于隋为《骈体文钞》，欲使学者沿流而溯，知其一源也。[5]

由《李夫子年谱》可知，嘉庆二十五年李兆洛赴粤，馆于康绍镛幕府，同年帮康绍镛校刊《古文辞类纂》。此处又涉一段公案，即合河康氏家塾刊本《古文辞类纂》所用底本究竟属谁？若依蒋彤记载，底本当为吴育（山子）所藏，而康绍镛在《古文辞类纂后序》中言：“余抚粤东之明年，儿子兆奎师阳湖李君兆洛申耆来，语次及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一书在其家。……顾未有刻，因发书取其本，校付梓人。”[6]据康氏序，则底本似为李兆洛所藏，二者之中，当有一误记[7]。但无论如何，在校阅《古文辞类纂》一书后，李兆洛即开始选录《骈体文钞》，可看出姚氏书的直接刺激作用：

在此之前，李兆洛对古文及古文派的言论并未持有对抗或反击的态度，包括其文集中亦有不少古朴散行文章存在，他对骈散的态度是融通的。校阅一事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融通未必能影响当今文坛人们对骈散对立的偏颇认识，从而更加重了曾经的隐忧。因此，《骈体文钞》编定之时，李兆洛在两篇序言以及与友人书信中，言辞之激烈，主张之明确，与以往大有不同。可以说，校阅《古文辞类纂》是李兆洛决意编撰《骈体文钞》，使人晓古文与骈文实为“一原”之真相的“导火索”。[8]

其三，李氏在广州合河康氏家塾时，与阮元有过交流，《骈体文钞》的编定，或受阮氏文论影响。这一点较为重要，却难详加论证。学者对此已多有留意，李文辉文中言：“正因为李兆洛与《古文辞类纂》的校阅刊刻工作密切相关，同时《骈体文钞》又在《古文辞类纂》刊刻后面世，而忽略了李兆洛及其《骈体文钞》与阮元之间的关系。”[9]之所以说阮元与《骈体文钞》有一定渊源，主要有两条依据。第一，蒋彤《李夫子年谱》记嘉庆二十五年校刊《古文辞类纂》事时，专门提及阮元与李兆洛有所交集：“仪真阮公元时节制两广，夙与先生交契，往存问之，并为山子地道，而竹吾相推重，不愿其他往。”[10]据《阮元年谱》，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二日至广州[11]；嘉庆二十五年（1820）正月十三日，“兼署广东巡抚印，因康公绍镛入觐也”[12]，此后虽曾奉旨赴广西桂林等地，但每次事了，即回广州；道光元年（1821）七月初一日，仍兼署广东巡抚印，因“巡抚康公绍镛回京，另候简用”[13]；九月初八日，“兼署广东学政印”[14]，蒋彤《李夫子年谱》则记同年六月，“中丞奉旨入都，署礼部左侍郎，寻丁母忧。先生亦于九月中旬起程返常”[15]。李兆洛在广州康氏家塾期间，阮元恰好任广东巡抚、学政，二人的交集具备必要的时间条件。第二，当时阮元在广州开学海堂，“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16]，而其激进的《文言说》及“文笔论”也正于嘉道之际提出[17]，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所反映的“骈散合一”主张与之呼应。[18]

问题在于，两人的交集除李兆洛《复阮云台宫保》一尺牍外，尚未见有其他明确记载。无论是李兆洛年谱还是阮元年谱，都未提及与对方进行更多接触，更遑论涉及《骈体文钞》事。因此目前认为阮元对李兆洛编纂《骈体文钞》产生影响的观点，多属猜想。然而，在对阮、李二人关系的考察过程中，陈均《唐骈体文钞》一书浮出水面，藉由此书，可挖掘阮、李二人之间的隐藏关联，并对《骈体文钞》的成书原因补充新的可能。

陈均《唐骈体文钞》，十七卷，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19]，书前有陈均骈文自序，落款为“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二月朔日海昌陈均书于两粤节署”，书末有“男云锦、华钟校字”。此外，南京图书馆另藏同治十二年（1873）谭宗浚校、陈古樵刊本，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刊谭校本，版本形态与嘉庆版近。

“骈体文钞”“嘉庆二十五年”“两粤节署”，这三个关键词引人注目。比较李兆洛《骈体文钞》与陈均《唐骈体文钞》，不难发现二者的书名、成书时间与成书地点，是如此相似，是否偶然？谭献在其日记中记录自己读陈均《唐骈体文钞》书事：

光绪十一年五月廿六日，杂检群籍，晚出《唐骈体文钞》，读一卷。

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八日，读《唐文》十七卷毕，陈受笙所录，颇避甜熟，尚觉开合动荡之篇较少。如燕公之《姚相碑》、郑亚之《一品集叙》以及《滕阁叙别》《敬业檄武》均不著录，恐未足以餍众目。审定卒业，尚拟取《文粹》与《四六法海》补一二十篇，而删所录之朴㯈无味、体势拘挛、意旨鄙猥诸文，以续《骈体文钞》之后。”[20]

在谭氏的构想中，陈均《唐骈体文钞》稍加修整，即可续李兆洛《骈体文钞》，自是注意到二书在时间上的承续：李氏《骈体文钞》选录先秦至隋“骈体文”（笔者按：选文“骈体”与否，由李兆洛界定），而陈氏《唐骈体文钞》只录唐代骈文。两书衔接如此巧密，是否刻意为之？不妨细察二书的成书时间。

据蒋彤《李夫子年谱》，《骈体文钞》开始选录并编成初稿是在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稿略定分上下三编”；道光元年十一月在扬州付梓，“中丞居忧，寓扬州，仍邀先生往。……以《骈体文钞》付梓” [21]。而《唐骈体文钞》，据陈均书前自序，则于嘉庆二十五年二月朔日前已成书，刊刻似于同年，而是年二月，李兆洛尚未到达广州。由此观之，陈均《唐骈体文钞》反而成书在前，若视其为李兆洛《骈体文钞》的续作，并不合适。[22]如此，便出现一个重要问题，即：《骈体文钞》与《唐骈体文钞》是否有渊源，又有何渊源。可从陈均其人、二书体例对比等角度考察。

陈均，生卒年不详。据《海昌艺文志》记载：“陈均，字敬安，号受笙，嘉庆庚午顺天举人。精于鉴古及金石之学，书画俱入能品。客游粤东最久，卒年仅五十。”有《镜史》《关中金石志》《客秦随笔》《古今奇姓名录》《唐骈体文钞》《松籁阁诗钞》《秦晋诗钞》等著述。《海昌艺文志》在《唐骈体文钞》书名下有小字备注“嘉庆己卯梓于粤东，有自序”，故知此书当刊于嘉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之际。[23]

此外，南京图书馆另藏陈氏《松籁阁诗钞》[24]，为嘉庆己卯年粤东刻本，或与《唐骈体文钞》先后刊成。《松籁阁诗钞》书前有曾燠、董国华叙，其中董国华叙言：“嘉庆癸酉、甲戌间（1814-1815），海昌陈君受笙以教习官学留京师，所居去余近……”[25]而谭宗浚在同治本《唐骈体文钞》中跋言：“海昌陈受笙孝廉，道光初曾作粤游，寓阮文达公节署中最久，尝自刻所辑《唐骈体文钞》共十七卷，携归浙中。”[26]由此推测，陈均于嘉庆十五年（1810）应举后，留待京师，在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间至广州。王章涛新编《阮元年谱》在嘉庆二十四年中补充有陈均事：

闰四月，阮元向陈均出示宋刻《金石录》，陈均以金石拓本对校，识数语于卷末。

嘉庆已卯闰四月，浪游岭南，将遍访诸名胜，首谒云台夫子于节署。出此册见示，携归寓馆，以箧中所有金石拓本校正一二，欣喜无量。弟子海宁陈均题记。（《滂喜斋藏书记》卷1）

是时，陈均为凌绘《填室读书图》阮元为之题图。

按:扬州巫君藏陈均绘《壤室读书图》，题款“晓楼大兄属”，“受笙陈均”。[27]

由陈均《金石录》识语及其他文献，可明确陈均在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首至广州阮元节署中，留至道光初年。《松籁阁诗钞》书前另有名家题词如法式善《玉延秋馆诗论》、阮元《文选楼笔记》、杨芳灿诗跋等，其中阮元称赞道：“（陈均所作）四六文亦于六朝、初唐之间得其气息，真才人之笔也。” [28]结合阮、陈相识时间及《松籁阁诗钞》《唐骈体文钞》刊刻时间，可明确阮氏之言发于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至是年秋之际。与此同时，李兆洛尚在安徽省垣主讲敬敷书院[29]，与陈均并无交集。

再看李、陈二书体例。《骈体文钞》的体例略依《文选》，按文体将篇目分31类；而《唐骈体文钞》则按人分类，先列太宗、高宗、武后等八位帝王之作，次以时代为序，列王绩、陈叔达、李大亮、长孙无忌等一百三十二家骈文之作[30]，其中，初唐四杰及晚唐“三十六体”所收篇目较多，尤以李商隐为最，收录39篇（四杰才20篇）。

综上可见，李兆洛与陈均在各自成书前，似无可进行商榷的客观条件（亦无记录）；而《骈体文钞》与《唐骈体文钞》，体例又大相径庭，若说二者存在直接渊源，不免勉强。如此一来，《骈体文钞》与《唐骈体文钞》二者名称、成书时间、成书地点相近的原因或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纯属偶然，然可能性较低。骈文虽诞生较早，但“骈体”之名则出现较晚，“骈体文钞”之名更是直到《骈体文钞》出现后，才逐渐成为一个“书名范式”[31]。在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间，两部在广州诞生且选录时间相互接续的骈文选本同时以“骈体文钞”命名，说其毫无关联，难以使人信服。

第二种可能，阮元在二书的成书过程中起到中枢作用。陈均时在阮元幕府，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时在康绍镛幕府，而康、阮为广州同僚，关系密切，当时广东或因阮元而孕育一种骈文风气：

嘉庆二十五年文坛上出现了数种弘扬骈文的选本，身在广东阮元幕府的陈均于本年二月辑刊《唐骈体文钞》，进入学海堂刻书系列；身在广东康绍镛幕府的李兆洛于本年十一月选定《骈体文钞》，次年刊行，颇享誉于世，于此亦可窥广东的骈文气氛。[32]

或是阮元将陈均编《唐骈体文钞》事告诉李兆洛，进而启迪、鼓动李氏《骈体文钞》的命名、编纂；或是李兆洛看到已刊出的《唐骈体文钞》，结合校阅《古文辞类纂》，萌生编纂《骈体文钞》的念头[33]；又或在更早之时，李兆洛便向阮元透露自己有编纂《骈体文钞》的意图，后陈均从阮氏处听闻此事，先一步纂成《唐骈体文钞》——这几种猜想目前虽均无实证，但绝非毫无根据的臆测，阮元的中枢作用，当是目前对李、陈二书的相似所作出的一种较合理推断。

如此则“阮元对李兆洛《骈体文钞》的编纂曾产生影响”这一推论，便有新的佐证，《骈体文钞》只收录唐前作品的缘由亦能有新的解释——有意避让《唐骈体文钞》，而《唐骈体文钞》这一被历史遮蔽的骈文选本，其价值也当被重新认知。[34]

二、从《周易》到《文选》：《骈体文钞》的文统溯源及地域互动

《唐骈体文钞》一书的出现，证明阮元与李兆洛之间的联系或比以往所知更为复杂。除个体身份外，他们又分别是扬州派与阳湖派文论主张的代表，阮氏“文笔论”与李氏“骈散合一论”均向桐城派发起挑战，他们的观点也具有某种相似性：

根据阮元“文章之学”的标准，只有以《易·文言》为肇始、屈原辞赋为发端、六朝文章为典范、唐代骈体为极盛、两宋四六为流裔的“骈俪之文”或“骈体文”，因其讲究比偶、声韵、辞采，方才堪称为“文”，是“文之正体”…… 在乾、嘉、道年间，阮元标榜的“文章之学”“剑走偏锋”，实属“奇谈怪论”，连他自己都明白，世间少有知音……因此，时人和后人坚守其论者少，而混融其说者多。例如嘉庆二十五年，阳湖（今属常州）文人李兆洛……大力宣扬骈散兼容的文学主张。又如桐城后学刘开虽承姚鼐之学，也取折衷变通之说……于是，咸、同以后，骈散合一、骈散混融蔚为一代风气。[35]

由是观之，阳湖文派与扬州派、桐城派间的关系研究，也需进一步展开。

清代的骈文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1937）中将常州单独列为一派，谢鸿轩《骈文论衡》（1973）在其基础上又加仪征派，杨旭辉指出“环太湖人文生态圈”与“江南运河文化带”及其周边的次中心区域间存在互动，推进骈文发展[36]；吕双伟总结道：“从地域上说，清代骈文作家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江浙皖赣一带，特别是江苏的常州、扬州和浙江的杭州、湖州；到晚清，湖湘、两广等地的骈文才随着文化的繁荣而顺势振起。”[37]以地域来区分文章派别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无形中造成各派之间的区隔，如文学史书写中桐城派、阳湖派与扬州派三者间的相对独立。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阳湖派多与桐城联系，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将李兆洛置于桐城统系，卷九设立“专记师事及私淑李兆洛诸人”[38]，其《苌楚斋随笔》更是反对阳湖别立：

长乐谢枚如□□章铤《赌棋山庄文集》中《抑快轩遗文稿跋》中有云：“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李申耆盖常州派中之铮铮者。”声木谨案：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时，编《书目答问》四卷，中有桐城派、阳湖派等名目。王益吾祭酒先谦、孙佩南京卿葆田、马通伯主政其昶皆不谓然，后儒亦多谓桐城、阳湖同源异流，并无自立一派之意。……当时司编辑者 实为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力主是说。……太史为常州人，更推波助澜，以张其军尔。[39]

姑且不论阳湖派与桐城派的主张差异，“阳湖派”名目的设立，已使其与桐城派之间出现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感。刘氏的强烈反对，或正意识到这种距离可能对桐城统系造成冲击。

在刘声木等人构建的桐城统系中，无论是学缘还是地缘，阳湖诸子均与桐城密切相关，宛如其支流。然而前文在讨论陈均《唐骈体文钞》时，已隐约透露出以阮元为代表、与桐城“剑拔弩张”的扬州派与阳湖派具有某种关联。[40]那么，又当如何看待阳湖、桐城、扬州三派之间的“因缘”与“距离”？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阮元为切入点。

阮元文论的独特体现在他的“两种对立”：一是他对桐城派崇散斥骈的批评，二是其“文笔论”与李兆洛“骈散合一”的差异。阮氏认为：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41]

此论乃针对桐城而发，阮氏重新审视魏晋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认为文章若无韵、无偶则不可称为“文”，更遑论“古文”之名，自然是对桐城文论的有力冲击。因此，与阳湖派不同，在各种文学史的叙述中，扬州派（或称仪征派、《文选》派）与桐城派呈一种“敌对状态”，这种敌对从乾嘉时期一直延展至清末民初，姚永概、刘师培、李详、章太炎、黄侃等无一不被卷入这场争端。

当然，阮氏亦有所忽视——“文”的概念本身便具有流动性，从六朝至清，其概念经历从审美特征到文体概念的变化。因此阮氏“文笔论”多有争议，如章太炎、黄侃等，均对其提出修正，即使是推崇阮元的李详[42]，也不曾否认散文的重要：

笔为驰骋纪事之言，文为奇耦相生之制。[43]

文章自六经周秦两汉六代以及三唐，皆奇耦相参，错综而成。六朝俪文，色泽虽殊，其潜气内转，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其散文亦为千古独绝，试取《三国志注》《晋书》及南北两史、郦善长《水经注》……等书读之，皆散文之至佳者，至今尚无一人能承其绪，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44]

因此，除却阮元提出如此激进的崇骈主张外，更多学者强调的是“骈散合一”“骈散交融”又或“骈散并尊”[45]，其中尤以李兆洛所编纂的《骈体文钞》为代表。

已往研究阮元与李兆洛的关系，或多认为二者齐头并进，共同对桐城主张提出批评；又或重点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清代骈文史》中讲：“许多学者喜欢把李兆洛和同时代的阮元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嘉、道文坛上骈文派的领军人物。其实，这实在是一个天大误会，李兆洛大张旗鼓地为骈体文争席占步，但他与阮元罢黜散体、独张骈体的主张则完全不同。”[46]至于二者的相似与影响、渊源，则分析较少。阮、李二人分别提出的“文笔论”与“骈散合一”论，虽有本质差异，但并非决然对立。通过对比阮元与李兆洛的文论主张，可追溯《骈体文钞》的文统渊源以及其背后隐藏的与扬州派、桐城派的地域互动。

首先，阮、李二人均通过《周易》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核心。阮元认为，“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47]，他在《揅经室续集》自序中讲读《文言》对自己的启发：

元四十余岁，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除此，则可谓之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字，只名曰‘集’而刻之。[48]

又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言：“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49]由是可知，《文言》不仅直接影响阮元对《揅经室集》的命名，同时还启发他形成独特的“文笔论”，郭英德指出：“阮元于嘉庆十八年（1813）撰《文言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向以桐城文家为代表的‘近代古文名家’发难，大张旗鼓地宣扬‘文章之学’。”[50]《周易·文言》可视为阮元构建自己文论的基石与起点。

阮元重《文言》，而李兆洛则重《系辞》。李氏在《骈体文钞》自序中引《周易·系辞》来解释自己编纂《骈体文钞》的目的：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51]

李兆洛从《系辞》中汲取“阴阳刚柔”之说，以标举阴阳奇偶不可偏废的“骈散合一论”。除《骈体文钞》外，李兆洛还曾多次在暨阳书院中对弟子强调《周易》，尤其是《系辞》的重要：

《系辞》化工也，圣人之文。[52]

《易经》仔细读之，煞是奇怪。《系辞》之文，尤神化不可测。[53]

阮、李二人对《周易》的不同侧重，或造成他们骈文主张的差异；而他们对《周易》的重视，未必是单纯的彼此影响，更可能缘于当时的地域风尚。常州与扬州有许多文人学者重视《周易》，如张惠言有《周易虞氏义》、焦循《雕菰楼易学》等，他们都或多或少曾从《周易》中汲取理论营养。桐城派亦是如此，典型者如方苞“义法”。而稍晚的蒋湘南论骈散二体，亦关注《系辞》中的阴阳变化之道：“道一而二，曰阴曰阳，阳变阴化，奇只偶双，奇偶相间，律中宫商，物相杂，声成音，皆谓之文，盖犹规矩之于圆方。是以六经之语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54]蒋氏之论，明显渊源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序》，由此可见李兆洛的“骈散合一论”影响深远。

其次，阮、李二人均重视《文选》。扬州派又被称作“《文选》派”，足见《文选》对其重要。在阮元构建的“文笔论”统系中，《文选》的地位上承《文言》：

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55]

阮元认为，萧统《文选序》所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一选文原则，正与《文言》“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相呼应，符合“文”的标准；而唐宋八家之文，则脱离《文言》《文选》以降的文之正统，桐城派接续八家，更是违背孔子《文言》之体。

李兆洛对《文选》及唐宋八家所持看法与阮元相近：“《文选》用虚字眼处，总与后人不同。精熟之，非止利于诗赋，并甚利于八股。若论文章，六朝为盛。东坡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此言殊不可信。”[56]前文论及李兆洛编纂《骈体文钞》的动机时，提到他“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幼时阅读《文选》的经历，竟为日后编选《骈体文钞》埋下伏笔。此外，《骈体文钞》共选录先秦至隋文章774篇，以六朝为主，时间大致与《文选》重合；虽曰“骈体”，但其中不少篇目骈散相间，非纯粹骈文[57]，《文选》所录240余篇文章，多为《文钞》吸收；《文选》分体38类[58]，姚鼐设13大类，李兆洛分三编31类，就分体而言，李氏书虽与《文选》不尽相同，但亦以之为本，再加以变化[59]。综上所述，《文选》对《骈体文钞》的诞生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李兆洛对《文选》的重视可见一斑。若进一步考察扬州与常州的地域文学传统，会发现阮、李二人对《文选》的关注并非偶然。

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等文中提到嘉庆九年（1804）修建隋文选楼以祭祀曹宪，又以魏模、公孙罗、李善、李邕等《文选》研究者配祀[60]，其动机可从焦循《复姚秋农先生书》中得知：“扬州文学，如曹、李之于《文选》，二徐之于《说文》，此二书为万古之精华，而扬州泄之，为天下学者之性命，而广陵兼之。”[61]对于扬州而言，《文选》学已成为其地域文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阮元的文选楼正是这一传统的一种物质载体，以承载悠久厚重的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而常州也和《文选》联系密切，道光十九年（1839），李兆洛率弟子在龙城书院先贤祠拜祭，提出萧统为常州的“文学之祖”：

九月……赴龙城书院。院西为先贤祠，祀季子而下六十有八人。先生率弟子辈瞻拜，恻然曰：“前人创此基业，后人岂忍废之？”亟宜与守令议，且补入庄宗伯、张皋文二人。又曰：“昭明太子为吾常文学之祖，岂可缺而不祀然？”[62]

除李兆洛外，阳湖诸子亦多习《文选》，如张惠言便曾提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63]或正是扬州、常州地区对《文选》加以格外重视，才令其在桐城派外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64]

从《周易·系辞》到《文选》再到《骈体文钞》，李兆洛通过选本构建起有别于桐城散文的骈文文统，而这一统系又与扬州派相近，值得深入思考。

最后需注意的是，阮、李二人的文论主张——无论是“文笔论”还是“骈散合一论”——都是实践累积的理论成果，而这种累积性体现在纵向时间与横向地域两个维度。

就纵向的时间维度而言，早在阮元、李兆洛之前，扬、常地区便有推崇骈体，甚至实践“骈散合一”的文士，典型者如扬州汪中、常州洪亮吉。在骈文史书写中，汪中多被认为是“不专一体与骈散兼行”[65]，洪亮吉亦是“骈散交融，纵横如意”[66]，而具体看来，似存在创作与理论的不平等。吕双伟指出乾嘉时代的骈文家，“往往有创作之实但无骈文之名”[67]，这折射出骈文创作实践相对于理论的先行。汪中曾讲道：“某始时止习辞章之学，数年以来，略见涯涘。”[68]汪氏并未意识到自己以骈文见长，而只是讲“辞章”，直到江藩、刘台拱等人才关注到其仿六朝骈文的成就；洪亮吉也有类似情况，其创作骈文，却不以“骈文”命名，且骈、散之间无明确分界[69]——这些均成为后来阮元、李兆洛理论总结的实践基础。阮、李二人的文论虽不尽相同，但均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创作实践基础上。同时，扬州人汪中“不专一体与骈散兼行”的创作实践，由阳湖李兆洛《骈体文钞》进行理论的承继，可见在单一地域性标签背后，清代骈文发展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缘互动。

就横向的地域维度而言，常州、扬州、桐城诸地文士不乏地域间的相互交流。如蒋彤《李夫子年谱》记载，李兆洛曾多次赴扬州。道光元年康绍镛在扬州，李兆洛馆其所，将《骈体文钞》付梓；又与扬州等地的友人欢聚，并将其雅集事绘成《主客图》，李兆洛记曰：“予与竹吾及鲍生善之居。时朝夕聚首则保绪、修存、次贻，而山子、伯恬、曾容、彦惟亦时时至扬州交相见，宴语辄竟日。怀白亦以绘事留扬州，因属图之，以志一时雅故。”[70]又如道光二年（1822），李兆洛馆扬州鲍廷博处，协助搜集《八代全文》，次年又赴鲍氏之约；再如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李兆洛赴扬州，与阳湖、江阴、桐城多地人士雅集，姚莹请吴儁将此集会绘成《谈艺图》：“与于此图者，曰姚公，曰养一师，曰仲伦，曰生甫，曰冕之，曰宝应刘楚桢宝楠，冠英及彤也。四农归山阳，姚公从子师沆已赴省城，虚其位，俟其归而补肖之。”[71]

文人的地域互动是否对李兆洛的“骈散合一论”有直接影响？恐怕不易证明。阳湖派、扬州派的文论主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点不容否认，然而似不能以单一的地域标签来界定地域群体中的个人主张，地域互动对个人文论所产生的影响亦须置于考察视野中。毕竟，在常、扬、桐等多地的历时影响下，方有李兆洛《骈体文钞》及其“骈散合一论”的诞生。

桐城派、扬州派与阳湖文派，不是简单的主流与支流关系，亦不仅是地域空间与文论主张层面的相互“对立”；在看似“对立”的背后，还存在更复杂的关联。地域标签方便后世研究者直观认知某一地域流派，而摘除个体人物身上的地域标签，或可帮助理解清代骈文发展的复杂性。阮元与李兆洛均注意到骈文对于文章写作的重要性，也各自提出大胆的设想，虽然饱受争议，但都有所延续，典型者如民国李详，一方面推崇阮元，另一方面又秉持骈散合一的创作理念，可见“文笔论”“骈散合一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它们能对清代骈文的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亦与其经典化密切相关。

三、典范的形成：《骈体文钞》的经典化

《骈体文钞》能否被视作经典，经典又何以建构？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对“文学经典”（Canon of Literature）的论说可作参考：

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被公众广泛地默认为经典的社会过程被称为“经典的形成”。该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既复杂又有争议。……持有不同观点和感受能力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在该过程中能够达成广泛的共识；经典作家会对其他作家的作品产生持久的影响，其名字会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经常被提及；经典作家或作品在一文化小区的话语中常会被人们提及……这些因素间理所当然地相互作用，而且，它们理应持续一定的时期。[72]

民国元年（1912），梁启超在批点《骈体文钞》后讲道：“近代文选诸书，姚氏《古文辞类纂》与兹编称双绝矣。然姚氏门户太严，专宗八家，取涂病隘，学者欲不懈而及于古，毋宁先读兹编。” [73]据梁启勋跋语可知，梁启超批点《骈体文钞》是在日本神户，后其书辗转至美洲，最终由梁启勋带回国，可谓曾“环游世界”：“此书之朱笔眉批乃伯兄居日本须磨时之手迹，光绪丁未、戊申间为余寄至美洲；辛亥东归，挟与俱还。” [74]

自道光元年在扬州付梓，到民国时期梁启超的高度评价及“环游世界”，《骈体文钞》对清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力与重要性似已得到充分证明。“姚氏《古文辞类纂》与兹编称双绝”，可见此时的《骈体文钞》已能与《古文辞类纂》相提并论，甚至在梁启超看来，姚鼐“取涂病隘”，门户太严，《骈体文钞》反而后出转精，更胜一筹。毋庸置疑，民国时《骈体文钞》已成为一部经典选本，那么，它的经典化是怎样完成的：其如何令“持不同观点和感受能力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达成广泛的共识”；如何“对其他作家的作品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名字被反复提及；又如何在“文化小区的话语中”被人们关注？通过探索这些问题，可进一步呈现清代中晚期骈文理论、创作的发展与演变。《骈体文钞》的经典化过程或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展开：评点、范式与讨论。

首先是评点。

评点与选本相结合的形式是殷璠《河岳英灵集》以降所形成的一种批评传统：“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之一……这种批评形式往往又和选本结合在一起，为读者点明精彩，示以文字规矩。”[75]《骈体文钞》亦然，其眉批及文前、文中评点是对骈文删选行为的补充，但需将其评点区分为两层次：李兆洛自己的评点（其实只有评）与他人的评点。

在选文前后附上自己的评语，这一批评形式并不少见，与《骈体文钞》可能关系最为接近的《古文辞类纂》，在选文的题名之下便有姚鼐的评语。若说“选”是体现某一“标准”，那么“评”便是对这种“标准”作出进一步阐释——为何收录此文，此文妙在何处，问题在何处，渊源是什么，又影响谁人……读者通过编选者留下的评语，能较准确地把握他的选文目的与艺术标准，换言之，评语成为编选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文本平台。

李兆洛《骈体文钞》在评点形式上与《古文辞类纂》相同，采取“题名+评语+正文”的结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李兆洛的评语不仅是和读者的跨时空交流，还是和姚鼐的对话。据统计，《骈体文钞》与《古文辞类纂》共有38篇选文相同[76]。通过比较合河康氏刊本《古文辞类纂》与《骈体文钞》收录的这些相同篇目，发现文本上的差异较小，而评语则耐人寻味：李兆洛并未对姚氏语加以批驳，而多是支持、补充[77]。典型者如《刘子政上战国策叙》一文（《古文辞类纂》作《刘子政战国策序》），姚鼐评此文曰：“此文固不若《过秦论》之雄俊，然冲溶浑厚，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若庄子所谓木鸡者。此境亦贾生所无。” [78]李兆洛评曰：“兆洛以为如先生（姚鼐）之言，则知东汉、魏晋之文所自出。”[79]

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的评语看似是与姚鼐相呼应，但其欲通过《骈体文钞》来与姚鼐对垒的意图正暗藏于此。李氏不将这些已存于《古文辞类纂》中的篇目删去，正是高妙手段。这些文章既被姚鼐肯定，又被定为“骈体”，便说明《古文辞类纂》中不尽是古文，进而打破古文与骈文的界限，其倡导的“骈散合一论”反得到有力支撑。

除李氏自己的评点外，《骈体文钞》还有诸多他人评点，著名者如谭献、陈澧、翁同龢、李慈铭、梁启超等，其中尤以谭献为最[80]。谭氏对《骈体文钞》有重要贡献，他曾三次批点此书[81]，在题名后李兆洛原有评语的基础上加以大量补充、丰富，如卷三十“笺牍类”共收录94篇文章，其中谭献评点有59篇，而李兆洛评点仅1篇。此外，谭氏还通过眉批、圈点、跋识，甚至不同颜色等形式，增加《骈体文钞》的物质与文本意涵，组成重要的“副文本”（Paratext），进而促进此书的经典化。[82]

凡是书籍载体中除“正文本”以外的一切文字、符号，均可视为“副文本”。副文本的意义在于“包围并延长文本”[83]，一部作品的形成，既有“实”的物质载体，亦有“虚”的文本内涵；既有“纵”的历史积累，亦有“横”的文本互文。副文本参与这种虚、实、纵、横的结合过程，如谭献的批点文字及圈点符号，即成为《骈体文钞》的副文本以引导读者如何去阅读、理解所选文章。在此过程中，谭献也通过这些副文本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成与确立之中：当读者读到某篇文章，其所意会的，既有文章原作者以及编选者李兆洛的旨意，还有谭献的某种批评意图。

当然，正如李兆洛与姚鼐的评语一般，不同主体所作评点之间会出现相似、互补与抵牾等各种情况。如《贾生过秦》一文，李兆洛评曰：“文之次第，当从《史记》。”谭献补充道：“李氏云次第当从《史记》，要亦迁就之言。”如《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一文，李兆洛评曰：“神彩壮于士衡。”谭献反对道：“此论未然，窃以为浑穆不逮矣。”又如《淳于髡讽齐威王》一文，无李兆洛评语，谭献评道：“汉赋之祖，不应选录。”[84]因此，《骈体文钞》的副文本呈现出一种累积性：一方面是谭献、梁启超等人评点在李兆洛及前人基础上有所延伸、变化；另一方面又如翁同龢过录其兄翁同书所作批点等，成为家族内部的延续。这种评点的累积使文本呈一种开放状态，而持不同观点和感受能力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在这种状态中表达支持或反对，通过此形式的商榷，慢慢达成广泛的共识。这正是令《骈体文钞》保持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也是其经典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是范式。

经初步统计，乾嘉以还共有三部总集（《唐骈体文钞》《骈体文钞》《国朝十家骈体文钞》）、十六部别集冠以“骈体文钞”名，而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以此命名者。李兆洛《骈体文钞》是否推促“骈体文钞”成为一种书名范式，不妨先考察十六部别集，见下表：

表1 清至民国“骈体文钞”别集一览[85]

初看此表，会发现在嘉庆二十五年《唐骈体文钞》与道光元年《骈体文钞》两部总集成书前或同时，共有四部以“骈体文钞”命名的别集，分别是金兆燕《棕亭骈体文钞》、沈叔埏《颐彩堂骈体文钞》、徐熊飞《白鹄山房骈体文钞》《续钞》与张泰青《小东山草堂骈体文钞》，余12部则在两部总集编成之后。由此或可得出“骈体文钞”的命名经历“别集—总集—别集”这一过程的结论。然而经进一步考察，发现金兆燕等四人别集的名称均有问题，疑为后起或经改动。

金兆燕别集包括《棕亭诗钞》《古文钞》《骈体文钞》三种，其中《诗钞》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而《古文钞》《骈体文钞》则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十六年王铸序曰：“得读所刻《棕亭诗钞》，然终未见全集也。……近补刊先生古文、骈体、诗余成。”[86]《棕亭骈体文钞》得名实际当在道光中期。沈叔埏别集今见嘉庆间刻本仅《颐彩堂文集》十六卷，而《诗钞》《剑舟律赋》《颐彩堂骈体文钞》等均为道光、光绪间补刻，名当为后起。此外还有改名或存在异名的可能，徐熊飞《白鹄山房骈体文钞》成书较早，而刊刻较晚，至少在嘉庆二十五年后，据嘉庆七年王昶序：“雪庐以四六文抵予乞序。”[87]此时似非以“骈体文钞”命名。而张泰青《小东山草堂骈体文钞》成书在道光元年至五年间，刊刻在道光十五年，书名页题“小东山草堂文集”，疑刻时改为“骈体文钞”。

因此，最早以“骈体文钞”命名的骈文选本似当属《唐骈体文钞》与《骈体文钞》。比较陈、李二书的影响力，可知“李兆洛《骈体文钞》推促书名范式的确立”这一猜想具有合理性。此外，“骈体”本身的词义也可能影响到“骈体文钞”书名范式的确立，如吕双伟指出“骈体”与“骈语”“骈句”的区别：“‘骈语’‘骈句’‘骈丽’，都很明显是指对偶句式，即对偶句；‘骈体’则是与‘古文’对举的文体学概念。”[88]如《国朝骈体正宗》等，即以“骈体”命名。这些以“骈体文”“骈文”“骈体”等不同名称命名的骈文选本，数量更大。若对之进行深入考察，或可进一步拓展《骈体文钞》的影响研究。

《骈体文钞》确立的不仅是书名范式，还是一种骈文选本范式，这一点体现在选集的序言中。通过对表1十六种别集的考察发现，有些“骈体文钞”是文集、诗集的附属，如金兆燕《棕亭骈体文钞》附在《棕亭古文钞》后，沈叔埏《颐彩堂骈体文钞》附在《颐彩堂文集》《诗钞》《剑舟律赋》后，舒焘《绿猗轩骈体文钞》附在《绿猗轩诗钞》《文钞》后等。虽作为文集的附属，但亦体现骈文的独立，结合书前序言，可知李兆洛“骈散合一论”影响深远。潘曾莹《小鸥波馆骈体文钞》书前有孙衍庆序：

古之文无分散骈也……导源于周秦，滥觞于汉魏。其始也，犹骈而不俪，气盛则言长，理举则辞达，体虽骈而无异于散行。至东晋以后……专尚涂泽，其气郁，其理晦矣。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扫而空之，于是后之惩其弊者，专以散体属古文，薄骈俪为六朝之余习而不讲矣。吾以为行文有不变之法，理气是也；有必变之体，散骈是也。体宜骈则骈之，体宜散则散之。[89]

无锡秦缃业亦言：“排偶之体，本未尝卑于古文。六经诸子，固有不尽单行者。汉之班扬，何遽不如唐之韩柳？然则文无所谓奇偶，亦问其工不工耳。”[90]“古之文无分散骈”正是《骈体文钞》大量选录骈散相间文章的缘由，李兆洛所构建的骈散合一、骈散同源论明显为之继承。

再如《冠悔堂骈体文钞》书前序言道：

窃维骈俪之作，滥觞二京，六代三唐，厥体益盛。维时阙廷诏书，台省笺奏，悉以偶句行之，寖至鼃淫啴缓，气骨顿衰，为古文家所诟病。不知奇偶相生，天道人文，并著两间。[91]

对比李兆洛《骈体文钞序》及《答庄卿珊书》不难发现，这些序言采取相似的叙述策略，大多围绕几点展开：骈文的渊源流变，骈散一体，韩、柳等古文家诟病六朝奢靡，以及近代作者不知骈散本一而对骈文持有偏见等。同时又用“奇偶”等概念，正与李兆洛“骈散合一”的论证理路相吻合，《骈体文钞》的范式作用由此可见。

值得玩味的是，在《骈体文钞》后，仅王先谦《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一部总集以“骈体文钞”命名，其余均是别集，是何缘由？总集不以“骈体文钞”命名，可能是为避免《骈体文钞》这一经典给它们带来“影响的焦虑”；而别集以“骈体文钞”命名，或许正因与总集非同类，因而不仅不感到“影响的焦虑”，反而能藉此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王先谦《国朝十家骈体文钞》，又多被著录为《国朝十家四六文钞》，然其所收录十家文章均以“骈体文钞”冠名，参表2：

表2 王先谦《国朝十家四六文钞》所录十家“骈体文钞”

此处有一奇怪现象：从时空分布来看，表1中十六部别集，从徐熊飞到张泰青、胡敬、俞樾，均是浙江人，道光三十年（1850）后分散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等地；而表2中王先谦所录十家集中在江苏、安徽、湖南、浙江四地，尤以阳湖、桐城为最。

徐熊飞等浙江人创作骈文，或与谭献等人的推动密切相关，杨旭辉指出：“李兆洛‘骈散合一’论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阳湖文派或是常州一府的界内，还在流派与区域之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湘南、仁和谭献等人深受“骈散合一论”的影响，在河南、浙江等地将李氏的学说发扬光大，日渐推动了近代文坛上骈散兼蓄的写作风尚。”[92]十六部“骈体文钞”别集的时空分布便是对此论的有力支持，亦是骈文发展态势的自然体现。而王先谦选文，则有明显的个人意图：

从作者身份来看，董基诚、董祜诚、方履篯是专力于骈文创作的作者，刘开和梅曾亮是桐城派古文家，王闿运、李慈铭是著名学者，傅桐、赵铭、周寿昌等则不甚知名于世。王先谦把这些不同身份的作者编辑到一起，展示了清代中后期骈文创作的实绩，也表明了骈文在社会上被广泛接受的事实。[93]

《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似有意将桐城、阳湖对垒。综合地域出身及所属文派考虑，阳湖有三人（董佑诚、董基诚、方履篯）33篇，桐城派有两人（刘开、梅曾亮）38篇，二者总和占所有篇目（139）的一半。王先谦不认可桐城、阳湖分派，而又均收录他们的骈文创作，并冠以“骈体文钞”之名，不可不视为李兆洛“骈散合一论”对桐城派中后期产生的重要影响，《骈体文钞》亦在这“反复提名”的过程中经典化。

此外，还有针对《骈体文钞》形成的讨论。

若关注乾嘉以降的文坛热点会发现，《骈体文钞》时常成为骈、散文家的讨论中心。“夫总集本以聚古人之长，何至不能力求完整以自重其书？求其古雅有法如姚惜抱之选古文、张皋文之选赋、李申耆之选骈文，殊不多见。”[94]王葆心（1868-1944）将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与李兆洛《骈体文钞》三者并提，亦左证李兆洛《骈体文钞》作为一部经典骈文选本产生重要且持久的影响。从谭献、蒋湘南等人的推崇与响应，到桐城派刘开、曾国藩等人行文中的骈散会合，再到民国孙德谦、李详等对骈体的重视，均离不开《骈体文钞》的理论开创；当然，关于《骈体文钞》的争议亦可谓“与生俱来”，其编成后不久即受到庄绶甲的质疑，因此李兆洛作《答庄卿珊书》以回应。学界对这些讨论的研究已多，至王先谦时，“骈散合一论”业已广泛传播，即以《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为例，观察桐城派对李兆洛观点的承续。

《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书前有两序，分别为郭嵩焘和王先谦所作，郭氏序曰：

文章缘始，取资根柢。品事类情，理体毕呈；流派区分，轨辙斯异……昌黎氏起而振之，抗两汉而原本六经，创为古文之名，六代文体判分为二。……国朝文治昌明，旷越前代，骈俪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陆，陶冶性情，杼柚尺素，为不乏矣。

而王氏序言：

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而骈之为累，尤剧于散。……余曩类纂古文，赓续惜抱。既念骈俪一道，作者代出，无恧古人，而标帜弗章，声响将閟。故复采干遗集，求珠时髦。[95]

比较可见，郭嵩焘侧重的，是文章骈散本为一体，至韩愈创“古文”名，方有区分，此论与李兆洛“骈散合一论”相近；而王先谦侧重的，则是骈散二体的相互区分，两者均有弊端，但骈体之弊胜于散体，至于骈散之间的关系，则避而不谈。王先谦是否反对李氏观点？结合书中刘开选文即可窥见一斑。

王氏在《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中共选录刘开13篇文章，其中有两篇论及骈散问题，分别是《书<文心雕龙>后》与《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刘开在《书文心雕龙后》中言：“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才力各树其长，精气终不能掩也。”[96]此论看似区分骈、散，然而却通过“汉”“晋”的时间界限，暗示骈散或为同源。对此，《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文中直接点明“道本同源”，骈散不可偏废：

夫道炳而有文章，辞立而生奇偶。爰自周末，以迄汉初，风降为骚，经变成史。……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97]

刘开之语不可谓不直接，而王先谦将此文选入书中，至少不是对其持反对意见。令人思考的是，桐城中晚期诸子虽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对李兆洛“骈散合一论”有不同程度的接纳，却又少提与之渊源。或许关涉复杂，但李兆洛《骈体文钞》正在这显隐明暗之间，成为一个被关注的中心，进而完成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清代文坛上有一股“六朝风”：“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这种审美积淀代表了清人在文风上的开拓，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98]与之相似的，在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后，伴随其评点的历时累积、名称与理论的范式确立以及人们对“骈散合一论”持续不断的讨论与争议，在文坛上似亦激荡起一股“《骈体文钞》风”。它走过晚清，走过民国，最终随同枪声与炮火，和贯穿清代文坛的“骈散之争”一同沉寂在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

[1] 李文辉：《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 李文辉：《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合河康氏家塾刊八册本。

[4] 翰林院庶吉士的教习生活及武英殿协修的校对工作对李兆洛编纂《骈体文钞》所产生的影响，另有它文作详细讨论，如钟涛，彭蕾：《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5年第1期；裔一：《李兆洛<骈体文钞>研究》第一章第一节《<骈体文钞>编纂缘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5]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80-83页。

[6] （清）康绍镛：《古文辞类纂后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元年合河康氏家塾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20页。

[7] 李文辉：《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一文就此公案进行探讨，参第20-21页。然证据未足，难有定论，此处不细展开。

[8] 钟涛，彭蕾：《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5年第1期。

[9] 李文辉：《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0]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82页。此事亦可与李兆洛《复阮云台宫保》书参证。阮元时在广州开学海堂，欲延吴育到书院教授，李兆洛此信即提及此事。参（清）李兆洛：《养一斋集》卷十八《复阮云台宫保》，《四部备要》据光绪四年至八年刻本排印，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277页。

[11] （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第125页。

[12] （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第132页。

[13] （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第135页。

[14] （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第136页。

[15]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97页。

[16] （清）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第132页。

[17] 阮元《四六丛话序》《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成文在嘉庆二十五年前，《与友人论古文书》写于此年，至此，已基本确立阮元崇骈斥散的文论主张。参郭英德：《“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阮元“文章之学”新诠》，《文学评论》2018年6期。

[18] 其他可辅证李、阮二人交集的证据，参钟涛，彭蕾：《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5年第1期，第248-249页。

[19] 版本形态为：四眼线装，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中缝有书名、卷次、页数，每半叶十一行，行24字，有朱笔圈点、章句。

[20] （清）谭献：《复堂日记》，南京图书馆藏稿本，由湖南大学助理教授吴钦根整理，线索由其提供。

[21]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86-101页。

[22] 笔者按：因缺牌记等，无法详细考证刊刻时间，姑依目录记载。然陈氏自序，似无主观或后世造假的必要，故此书编成在《骈体文钞》成书前，当无异议。

[23] 其中，《关中金石志》《客秦随笔》《古今奇姓名录》均未刊，已亡佚。参（清）管庭芬辑、蒋学坚续辑：《海昌艺文志》，载贾贵荣主编《地方经籍志汇编》第2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414-415页。

[24] 版本形态为：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中缝有书名、卷次、页数，每半叶十一行，行22字。

[25] （清）董国华叙，载（清）陈均《松籁阁诗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26] （清）谭宗浚跋，载（清）陈均《唐骈体文钞》书后，南京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刻本。

[27] 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第603页。

[28] （清）阮元：《文选楼笔记》，载（清）陈均《松籁阁诗钞》书前。

[29]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79页。

[30] 含释家如法琳、玄奘，道家杜光庭，闺秀冯贞素、朱萃，失考者周夔、周彦之、李令琛等，均列于书尾，又有阙名之作五篇。

[31] 张仁青认为“骈体”最早由曾燠提出：“自曾燠《骈体正宗》出，步武而沿用之者，偻指难数，如李兆洛之《骈体文钞》。”参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24页；莫道才的观点与之接近，并区分“骈体”“骈体文”：“有清一代，关于骈文的名称五花八门，最为多样……使用最广泛的是‘骈体’和‘骈体文’。用‘骈体’者如曾燠编的《国朝骈体正宗》……用‘骈体文’者如李兆洛编的选本《骈体文钞》、陈均编的《唐骈体文钞》。”参莫道才：《骈文通论》，齐鲁书社，2010，第7页；吕双伟指出，据他所见，最早将“骈文”作为文体概念的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张谦宜，而后“到干嘉年间，‘骈体’‘骈体文’才大量出现”，参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375-376页。关于“骈体文钞”成为“书名范式”，详参第三节。

[32] 论述详参曹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2期。

[33] 陈均在阮元幕府中编纂骈文选本，与阮氏以骈体为文章正体的文论主张有所关联、呼应，甚至可能得到阮氏的支持帮助。如此一来，李兆洛看陈氏书，亦间接受到阮元影响。据目前可见文献，无陈均与李兆洛接触证据，而李兆洛则与阮元有书信往来，《骈体文钞》序中不提阮元，一方面可能出于体例考虑——只表达文论主张，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意见相歧等。

[34]《唐骈体文钞》相关研究可参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等书的部分章节及曲景毅：《论唐代“大手笔”作家之声名消解与历史遮蔽》，《人文中国学报》2015年第21期。

[35] 郭英德：《“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阮元“文章之学”新诠》，《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36] 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19页。

[37] 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5页。此外，如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等多认可常州、仪征等地域派别的分法；曹虹《阳湖文派研究》设立专章，论及常州学风的地域特点。

[38] 参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九，黄山书社，1989，第275-284页。

[39]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第62页。

[40] 王葆心认为：“阮氏集中《文言说》……即近世合骈散为一派者所祖。”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载王水照《历代文话》第八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7291页。

[41] （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中华书局，1993，第605-606页。

[42] 张仁青指出：“兴化李详论清代骈文，最推重阮氏，称其‘简淡高古’（《答陈含光书》），‘遂使东京一派，坠绪复振’（《答孙益庵书》），于‘《文言说》尤所心醉，至今已成为痼疾矣。’（《答钱子泉书》）。”参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第489页。

[43] 李详：《骈文学自序》，《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898页。

[44] 李详：《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061页。

[45] 陈子展：“有的以为骈散并尊，不宜歧视，如曾燠、吴鼒、孔广森诸人的主张便是；有的以为骈文才可以叫做文，说是孔子解易，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并痛斥散文不得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俨然要和古文家争正统，如阮元、阮福父子的主张便是。……有的以为骈散合体，不应分家，如汪中、李兆洛、谭献诸人的主张便是。”参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7，第263页。“骈散合一”“骈散交融”“骈散并尊”，就理论而言，或各有偏重，然均留意到骈、散不可偏废。

[46] 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381页。

[47] （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中华书局，1993，第606页。

[48] （清）阮元：《揅经室续集自序》，《揅经室续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9] （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华书局，1993，第608页。

[50] 郭英德：《“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阮元“文章之学”新诠》，《文学评论》2018年6期。

[51]（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骈体文钞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二十四年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76-77页。

[52]（清）蒋彤：《暨阳答问》卷一，《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

[53]（清）蒋彤：《暨阳答问》卷二，《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85页。

[54]（清）蒋湘南：《唐十二家文选序》，《七经楼文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188页。

[55]（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二《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华书局，1993，第608页。

[56]（清） 蒋彤：《暨阳答问》卷一，《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96页。

[57] 因而引起庄绶甲的疑惑，故李兆洛有《答庄卿珊书》及代作《骈体文钞序》等对之作出回应。

[58]《文选》分类存在争议，此处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统计。

[59]《骈体文钞》的分类渊源、特点及创新，可参钟涛，彭蕾：《论<骈体文钞>的分类及李兆洛的文体观》，《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6期。

[60] （清）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二集》卷二《扬州文选楼记》，中华书局，1993，第389页。

[61] （清）焦循：《复姚秋农先生书》，《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7，第210页。

[62] （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第242页。

[63] （清）张惠言：《文稿自序》，《茗柯文编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21页。

[64] 阳湖诸子重视《易》教与《文选》，可参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第93-95页。

[65] 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97页。

[66] 路海洋：《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47-266页。

[67] 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58页。

[68] （清）汪中：《与秦丈西岩书》，载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第9页。

[69] 汪中、洪亮吉的骈文创作可参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56-161、197-202页。

[70]（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康竹吾主客图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二十四年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0页。

[71] 参（清）蒋彤：《李夫子年谱》，《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8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第92-110、218-224页。

[72] [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著，吴松江、路雁等译：《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42页。

[73] 题李兆洛《骈体文钞》书衣，梁启超朱笔批光绪八年合河康氏家塾刊十册本。

[74] 梁启勋1929年跋。

[75]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第543、559页。

[76] 具体篇目可参曹虹：《谈谈<骈体文钞>的选编宗旨》，《文史知识》1991年3期。

[77] 之所以选择合河康氏刊本，是因为二书均出自李兆洛之手，选文所参校底本或一致。经比较，仅《贾生过秦论》等几篇文本有较明显的不同——如文章次序、序言落款有无等——其他则差异较小甚至无别，可见李兆洛只是在《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再加以校勘。合河康氏刊本《古文辞类纂》与金陵吴刊本差异较大，盖经姚鼐审订。

[78]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南京图书馆藏合河康氏家塾刊本。十二册，左右双栏，黑口，双鱼尾，中缝有书名、卷次、页数，每半叶十三行，行22字。行文有朱墨圈点，卷末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牌记。

[79]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南京图书馆藏合河康氏家塾刊本。八册，左右双栏，黑口，双鱼尾，中缝有书名、卷次、页数，每半叶十三行，行22字。卷末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牌记。首册封皮无题名，余七册封皮有文体名。书根有数字标序。有谭献批点，眉批为墨笔，行文随批为朱笔。文中有墨笔圈点及断句，朱笔改字校正。

[80] 《骈体文钞》的版本、评点本问题已在钟涛，彭蕾：《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裔一硕士论文《李兆洛<骈体文钞>研究》中亦设有专节，虽然均有所遗误（如梁启超批点本便被忽略），但关节已明，不必赘言。

[81] 该数据由湖南大学助理教授吴钦根据稿本《谭献日记》统计。

[82] 可参李兆洛《骈体文钞》，谭献朱墨绿三色批校本，六册，具体版本时间、藏地不详，为中国嘉德2006年秋季拍卖会中所拍卖，有谭献评语、眉批、圈点、序、记等，形态完整。“副文本”的概念如热拉尔·热奈特所定义，具有较开放的内涵：“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见（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71-72页。

[83] 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4期。

[84] 参（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南京图书馆藏合河康氏家塾刊八册本。

[85] 经由“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统计，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诸本，及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中“骈文作家作品一览表”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49-61页。其中有异名现象如张泰青《小东山草堂骈体文钞》亦名《小东山草堂文集》等，亦有疏漏可能，尚无法完全反映以“骈体文钞”命名情况，特此说明。

[86] 参（清）金兆燕：《棕亭诗钞》《古文钞》《骈体文钞》，《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十六年赠云轩刻本，上海古籍出版，2002，第269-270页。

[87] （清）王昶序，载徐熊飞《白鹄山房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嘉道间刻本。

[88] 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371页。

[89] （清）孙衍庆序，载潘曾莹《小鸥波馆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光绪三年刻本。

[90] （清）秦缃业序，载潘曾莹《小鸥波馆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光绪三年刻本。

[91] （清）张景祁序，载杨浚《冠悔堂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92] 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387页。

[93] 孟伟：《王先谦所编文章选本与其学术思想和文章学理论》，《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第427页。

[94]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载王水照《历代文话》第八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7269页。

[95] （清）王先谦序，载王先谦《国朝十家骈体文钞》书前，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长沙刻本。

[96]（清）刘开：《书<文心雕龙>后》，载王先谦《国朝十家骈体文钞》，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长沙刻本。

[97]（清）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载王先谦《国朝十家骈体文钞》，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长沙刻本。

[98]曹虹：《清代文坛的六朝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

注：本文发表于《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珂博士授权发布。

杨珂丨国图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与李兆洛别集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