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豪人与百色起义

陈超子

1940年8月13日父亲陈豪人牺牲时，哥哥陈明扬6岁，我4岁。因父亲常年在外参加革命，很少在家，故我对父亲没多少记忆。以后从父亲战友的回忆及一些革命传记中，我对父亲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为了追踪父亲在百色起义及红七军创建过程中的足迹，我翻阅了一些当年的党史文献，对父亲在这段革命历程中的情况及功绩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附带说明，误传父亲是高度近视眼，其实父亲视力很正常，只是偶尔戴了副眼镜，照了一张照片而已）

陈豪人

陈豪人简介

父亲陈豪人（1907—1940），又名陈昭礼、陈导民、陈希周、陈才等。1907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州市，取名为陈昭礼。1923年父亲中学毕业，只身到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上海，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在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复旦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带领同学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对军阀、日本统治，声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陈昭礼（陈豪人）17岁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

1927年12月至1929年6月父亲为中共福建省党组织早期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3月父亲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福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奉命潜入福建恢复、整顿、重建中共福建党组织并开展工农运动。先后任中共闽北特委书记，中共福州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长，到广西前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广西南宁做统战和兵运工作，主持中共广西军委，改名陈豪人（《英雄百色》一书中有记载）。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

1929年12月至1931年2月期间，亲自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为红七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先后担任红七军前委常委、前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兵委书记、二十师政委等职。

20世纪30年代投身抗日战线。1931年赴福州参加福建事变；1933年在香港领导抗日同盟，任群运部长。1938年为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同年，被党中央派赴国民党七十军，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抗日培训班主任。1940年由于身份暴露，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在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安排下转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少将委员。在前往巡视第三战区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广西积极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1929年上半年蒋桂新军阀混战，桂系军阀失败后，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1929年6月父亲奉命到广西参与主持广西军委工作，改名陈豪人。中央派了40多位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到广西，多数党员与父亲单线联系。袁任远回忆：“我到教导总队受陈豪人单线领导，直到百色起义时，党组织才公开。”

1.为武装起义组织革命队伍

父亲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之便，中央派到广西的大部分同志，是通过他和俞作豫等向俞、李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如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袁任远到教导总队。父亲考虑到今后战争的需要，从福建调军医吴清培到四大队，吴清培后任红七军军医处长，长征时牺牲。

1929年8月底9月初，中央派党代表邓小平到广西主持党的工作和广西军委工作。邓小平同志到广西后，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我父亲接上关系，此后，中央的指示和邓小平的意见，主要通过父亲和俞作豫等联系上传下达、贯彻执行。在邓小平和父亲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党的工作，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完成兵运、农运、工运工作，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组织。改造、组建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及教导总队，后来这几支队伍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骨干力量，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奠定了基础。

2、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父亲一到广西就注意以共产党人的求实作风去影响国民党上层人物。帮助、争取李明瑞，并送给他《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经常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与李结下革命的友谊，使他逐步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了“殊途同归”的夙愿。1930年初，经父亲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3.参与领导南宁兵变

党通过邓小平、陈豪人对俞作柏、李明瑞联合反蒋行动进行诚心劝告，指出他们内部不一致，来广西时间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薄弱，贸然行动，必然失败，但他们未接受劝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陈豪人积极做好应对俞、李反蒋失败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遗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做好接应南宁军队撤退到左右江的准备。10月初，俞、李失败后，俞作柏出走香港。

《广西通志·军事志》记载∶“中共广西军委决定，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赴右江”（当时前委还未成立），准备武装起义。

10月22日，邓小平和父亲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抵达百色。到百色后，邓小平、张云逸、何世昌和父亲等共同策划在右江举行起义、创建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权等事宜，并拟订了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报请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批准。

1929年10月30日广东省委任命邓小平为广西省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父亲和张云逸为常委。11月初，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和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前委召开会议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贯彻中央指示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

前委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0年1月前委书记陈导民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平兄前寻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召（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平兄为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前委书记陈导民

“龙变”，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前委书记邓小平在1929年11月初离开了广西百色到上海汇报。起义工作由前委负责，父亲挑起了主持前委工的重担，年仅22岁。

1. 前委确定了百色起义的时间

父亲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急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讨论后，认为”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需略费时日。若在十天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决定最短时间内以及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及后工作上准备略有头绪，且因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前委根据起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决定了百色起义时间。

2.起义前夕的大量准备工作

1931年3月9日父亲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以下简称《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前夕的准备工作：“当时军委（左右江军队中党的最高机关）即照以下策略进行：（1）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2）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3）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4）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5）扩充新部队，培养新的干部。”

根据以上策略，《总报告》中写道：“我们到右江第一天即开始武装农民，运来之五千杆步枪，大部分都是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以武装群众，组织农军。”并动员群众参加反豪绅的斗争。

12月1日建立了铸币厂、红军被服厂、兵工厂等，做了大量物资准备工作。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全军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起义总动员。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当天晚上，有效地控制了百色县县长等各种危险分子，迅速地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积极筹措活动经费，完成了起义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3.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9年12月11日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百色城东门广场，还有数千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他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父亲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红军了！

当天，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张云逸同志及父亲宣布就任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宣布了政纲。

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红七军成立之后，一切行动均受前委指挥，并确定了红七军的行动策略，即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后百色、恩阳、恩隆、奉议、思林等十余县，纷纷建立了苏维埃及革命委员会，又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

4.前委发布了《实施政纲》、各类通告及评论员文章

父亲陈豪人领导的政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发布了《实施政纲》、各类通告及评论员文章。前委拟定了《中国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其第四条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及“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及发展方向。

1929年12月18日，在前委及政治部驻地清风楼创办了《右江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目前主要的任务》，贯彻红七军政纲。文章中规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二）扩充工农赤卫队；（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这就清楚地表明：前委的同志们一直注意把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紧密结合，符合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

1929年12月20日发布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通告明确指出：“党能否加强对红军的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关系。”还规定：“地方党部与所在当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提出政治部负有“侦探之战斗”的职责，“纵队设政治部”，以便前委直接掌握军事信息，指挥军事行动，保证了党指挥枪；提出建立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坚持集体指导等原则，确立了红七军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方针。

1929年12月发布了《国民党罪状（一）、（二）》《我们的主张》《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等文告。这些重要政纲、文告、命令、标语从前委及政治部驻地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陈豪人等还开办了教师集训班、军政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授课，以提高干部的水平。

百色起义、红七军建立期间的领导班子情况

1929年12月25日《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平礼兄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即陈豪人）

陈导民（陈豪人）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记载当年红七军领导班子的情况：“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由上述可知，在邓小平离开百色、红七军成立的一段时间里，陈豪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七军前委报告》中敦促龙州五大队前委：“……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五大队在这个环境中，非转变与七军（汇合？）。”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成立了红八军，在左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昭礼为政治部主任，云逸为七军军长，小平、昭礼、云逸三人为常委”（小平即邓小平，昭礼即陈豪人，云逸即张云逸，龙光即李谦，伯群即韦拔群，云甫即雷经天，世昌即何世昌）。“军应设政治委员，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此时，军内才有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0年5月中旬，邓小平带领特务连赶赴河池，在邓小平不在红七军的时间里，陈豪人仍主持着红七军前委的领导工作。

百色起义胜利后，陈豪人、张云逸等前委领导红七军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

1.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

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建立不久，1929年12月中旬，百色城内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趁红军主力离开百色之机，突然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并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当时，张云逸军长随主力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文职人员。当时，军领导只有父亲陈豪人留在百色。他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分别给军部直属队、机枪连、教导队下达战斗任务。由于指挥正确，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奋战，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保卫了百色山城，显示了红七军的战斗力，同时也显示了陈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胆略。（《红七军红八军烈士传》中有记载）

2.前委向中央提出红七军的发展方向、土地分配等重大问题及保持红七军、红八军建制的建议

父亲于1930年1月给中央写了《七军前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请示红七军与朱毛会合的发展方向（后经中央批准）；请示有关土地分配问题的指示，并向中央反映了红八军领导干部力量十分薄弱，他对红八军的前途十分担忧，请求中央：“请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

《报告》中特别对中央意欲改变红七军、红八军建制的问题，提出了保留意见。《报告》中写道：“自平兄（注：小平）到龙（州）后，后方曾来两电，其一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李明瑞）为第七军军长，逸（张云逸）为一师师长，作（俞作豫）为二师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说明兄小住百色指挥，他必能□我军的影响及其势力之更大也。”由此可看出，父亲及前委肯定了李明瑞的影响力及作用。从稳定战局出发，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从战略高度来处理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制问题，建议中央应保留红七、红八军的建制，张云逸和俞作豫应分别担任军长，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中央军委接受了前委的建议。（上文中“平兄到龙后”，系指邓小平离开百色回上海汇报，路经龙州）

从1930年1月《中共中央有关人员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工作布置的讨论记录》中可看出当时中共中央有些同志对李明瑞的错误看法：“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在丝毫幻想、要加紧与他斗争，加紧在群众中宣传其军阀罪恶，加紧左江的下层群众的工作，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历史证明了，陈豪人为首的前委是正确的。

3.攻打南宁，隆安战役失败的教训

父亲1931年3月9日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交代：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故前委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补充部队给养，决定游击南宁。当时前委估量蒋、桂正在混战，两败俱伤，无暇顾及南宁，广西反革命势力在南宁的力量极薄弱，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可因政局变动，在隆安遭遇敌军袭击，激战数日后，力不及敌军而失败，前委的南宁游击策略未能实现。父亲在《总报告》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还在《总报告》中详细记载了隆安战役之失利并痛心地缅怀牺牲的战友：“此役损失约一营人，沈静斋同志指挥四日未睡，彼原是体弱之人，退出时走不动，为其俘虏死难。沈同志在党内任一纵队队委书记，为官兵及同志们信仰亲爱之领袖，今尚有许多下级干部、士兵思念之。谈及此事尚觉得有所失。”

父亲认真地总结了隆安战役失败的四条教训，并以此为戒。我感到父亲是一位胸怀坦荡、勇于承担责任的红军领导人。

攻打南宁之战，据陆仰渊同志记载，最初是李明瑞的主张，他先侦知南宁敌情空虚，认为有机可乘，就到右江找张云逸商量联合夹击南宁的行动计划，被由陈豪人负责的红七军前委有保留地接受了，因而只派了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先东移进占邻近南宁的隆安县城，再看形势发展。（见陆仰渊1989年著《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第78、79 页）

4.红七军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盘阳，前委决定向外扩大游击区域

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撤出隆安战斗，又经过平马、亭泗等遭遇战，处于困难时期。1930年4月初，父亲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率红七军主力部队深入到位处深山老林、地势险峻、群众基础好的盘阳地区，进行休整。在凤山县盘阳，父亲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百色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了红七军向外游击的战略部署。父亲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记载：“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份是没有出路的。由是前委仍有向外游击之决定。……即拟向湘、粤边界游击前进。”前委调整红七军的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进行土地革命，等待和红八军会合，决定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同时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弹药缺乏问题。

有些人将离开右江远征北上的红七军发展方向说成是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致，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在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可见邓小平与陈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1930年3月15日编的《军事通讯》第2期中也指示红七军“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

5.红七军进入荔波，播下革命的种子

1930年4月上旬，红七军军部及一、二纵队3000多人首度进入贵州省荔波县。红七军到村寨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召开大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七军的政治纲领，宣布红军纪律；张贴标语揭露地方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处决恶霸，开仓分粮，救济贫苦百姓；补充部队给养；招收贫苦农民子弟，扩充红军队伍；并妥善地安置了在环江之战负伤的二十多名红军伤病员，以利再战。前委认真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耐心做苗族头人的工作，最终与头人结了盟，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顺利通过险峻的苗山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及革命政权。

6.前委领导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

1930年4月16日，红七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从荔波县南北两端进入县境，与军部直属部队在贵州板寨会师。父亲在板寨召开了前委会议，研究红军此后的作战方案。

4月下旬，父亲又召开前委会议，即著名的“板寨会议”，讨论攻打榕江战事。会议认为：榕江城是座古城，城池坚固，但贵州军阀王家烈正与湖南军阀何键进行一场厮杀，红军出其不意，进行奇袭，获胜把握较大。榕城又是王家烈的老巢，军械、粮草军需物资丰富，打下榕江，便于补充自己。因此，前委们决定攻打榕城。

随后，父亲进行了战地动员：“攻下榕城，纪念五一节”，鼓舞全体指战员的斗志。1930年4月30日午时，父亲和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红七军3000多人抵达榕江城郊，兵分三路发起进攻。经过三小时激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红军屡攻榕城不下。父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下午4时许，红七军再次发起猛攻，在强大炮火机枪的掩护下，军部特务连长李天佑带领突击队冲向枪弹密集的城墙，奋力登上云梯，占领城门。大部队涌进城内与敌人开展肉搏战，终于在下午6时攻克榕江城。歼敌六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迫击炮、机关枪无数，使王家烈的双枪军从此闻红七军之名而丧胆。

5月1日晨，军政治部在榕江城召开了万人大会，父亲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传纪念五一节和榕江战斗胜利的意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宣传我党我军对各阶层群众的政策。会后把大批缴获和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众伸着大拇指赞扬说：“红军真是乾人（穷人）的队伍呀。”

榕江大捷后，5月底，红七军主力在桂、黔两军的夹击下，经环江到达河池。

1930年5月，陈豪人与邓小平在河池会合。邓小平到红七军后，传达了中央指示，强调了加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并领导红七军回师右江加强土地革命，整顿右江苏维埃政权。随后，又领导红七军北上转战黔湘边界游击，父亲积极配合邓小平工作。

领导恢复右江苏区，整顿、发展右江基层党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领导红七军北上转战黔湘边界

1.参与领导恢复右江苏区，整顿、发展右江基层党组织

河池会议后，1930年7月至10月，邓小平、陈豪人率领红七军主力回师并恢复右岸苏区后，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部队的整训和整顿，发展右江党组织的工作。在平马，父亲和邓小平开办了党政干部培训班，召开右江各县党员代表会议，改造右江特委，健全各县区乡党组织。

红七军向外游击后，右江领导逐渐豪绅化，邓小平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记载：“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也不能常在下面。”说明当年父亲与邓小平始终在一条战线上配合工作。

2.在土地革命中贯彻正确的路线及政策

在土地革命中，王明推行“反富农路线”“向中间阶级攻击”的政策。1929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指示：“省委希望你们要坚决在斗争中执行反富农的策略，富农是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决不包括于农民战线内，在斗争中必然要由动摇走向反革命营垒中去。”

1930年3月2日，中央关于打击富农的指示：“你们必定要根据中央的路线坚决地执行反富农的斗争，以种种的方法来打击富农。”“富农实际上是反革命……”

邓小平、陈豪人对反富农的错误倾向，及时给予纠正。父亲在《总报告》中指出：“实行见富农就杀的办法，机械的反富农之结果，中农因之动摇恐慌，而至于与富农联盟。”执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不侵患（犯）到富农的田地”；“当时我们对于反富农斗争，是以拿到其反动行为后，而对付之原则”。邓小平、陈豪人应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处理土地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报告中还记载了：“分配土地以四岁以上为一单位，因许多农民意见，小孩子比成人开销更大之故。”

陈豪人领导的政治部1929年12月21日颁布的《土地革命》文件中，就正确地制定了农村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贫农雇农是乡村的无产阶级，他们对革命需求非常迫切，在革命过程中是坚决而彻底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常有降落为贫农的危险，他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的同盟者。”“富农是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造成地主之希望，所以他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贯彻的是“在斗争初期要富农参加革命，但要和他争领导权”。

父亲正确贯彻执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及打击反革命富农，消灭地主豪绅。

3.关于前委执行“立三路线”的问题

1930年6月“立三路线”形成，因红七军正在桂黔边界游击，所处地势险峻，交通阻塞，没能传达到红七军。直至1930年9月30日邓拔奇（邓岗）从中央南方局来到红七军，才传达“立三路线”。1930年11月7日，在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了前委，邓小平仍然被选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十九师政委；父亲任前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及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部队整编后，兼任第二十师政委。

会上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父亲在《总报告》中认识到：“……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红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如实写道：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1968年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谈到“立三路线”时，承担了责任：“……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父亲陈豪人在《总报告》中详细地汇报了当时在前委接受“立三路线”的前提下，党内对具体的战役问题有争论，如进兵怀远、四把村与天河之战、进攻长安之分歧，最后由前委定夺，决定进军的路线，完全符合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而一些人却将这些争论上升为红七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把责任归罪于邓岗及陈豪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4.参与领导红七军北上转战黔湘边界

1930年11月10日至1931年2月，父亲陈豪人参与领导红七军北上转战黔湘边界。1930年11月10日，红七军主力十九、二十师约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挥师北上，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瑶山，奔袭武冈后，攻占湘桂边界重镇全州。

在远征北上途中，父亲与师长李谦领导的二十师在四把村与敌覃连方师相遇，双方因争夺四把村的制高点佛子坳发生激战。二十师先敌占领佛子坳，十九师未能击退敌援军，以致二十师处于孤军作战、腹背受敌局面。父亲与师长李谦果断决定，利用二十师控制着佛子坳的有利条件，命令部队向天河方向突进，奋勇冲散前堵之敌，挥师天河镇，从而挽救了红七军，打击了敌军主力。

父亲肩负军中领导职务，又兼第二十师政委，身先士卒，与第二十师战斗在一起。途中，由于长时期转战在一线，体力不支，在一次战斗中，从马上晕倒摔下，不省人事，被战士救回。

在全州休整四天，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前委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路线以来，一路强攻硬打造成兵力损失严重的深刻教训，制定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前委一致决定主动放弃“立三路线”。政治部在此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表彰英勇作战的同志、鼓舞士气，以利再战。

陈豪人的《七军前委报告》与《七军工作总报告》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父亲代表红七军前委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前委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是我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它较全面、详细地记载了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及当时所制定的重大政策与策略，是历史的见证，被党史工作者广泛引用。

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后的革命工作简介

全州会议后，1931年2月，父亲奉命赴上海向中央汇报，通过红七军地下党黄一平的安排，离开红七军。

到上海后，他除了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外，还递交了《七军工作总报告》。当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党的临时中央局由王明负责。父亲的汇报王明听不进去，说什么“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的错误，并指责父亲右倾，说“李明瑞是军阀，怎能介绍其加入共产党”。父亲以事实与王明争辩。王明责令他回广西纠正所犯“错误”。

随后，父亲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但是经过一个多月辗转跋涉，均通不过敌人关卡，靠近不了红七军驻地，只得转回上海。可是因为向忠发和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父亲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但是父亲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在上海立即投入左翼文化运动，同时寻找党的组织。党组织也通过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打听到了父亲的下落。1933年10 月，父亲与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接上了组织关系。此后按照党的指示，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改名陈希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九卷中“陈昭礼”文中有记载）

在此期间，父亲奉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先到福州从事十九路军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又受命在上海参加七君子领导的抗日救亡；继而在香港参加李济深、陈铭枢领导的中国抗日大同盟，担任抗日大同盟的民运部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中国人民开始了八年抗战。同年11月，父亲受命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秘书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

1938年3月，经潘汉年、郭沫若（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推荐，父亲陈希周到国民党七十军协助军长李觉工作，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训练班主任，李觉亲自兼任干训班名誉班主任。在此期间，父亲积极争取国民党高层人士，开展抗日统一成线工作，培训抗日骨干队伍，掩护地下党员与国民党顽固派军官作斗争。

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与何应钦连续三次给军长李觉密电，称陈希周（即陈豪人）为“危险分子，应从速处理”。在军长李觉的安排下，陈希周离开了七十军到重庆。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和支持，在李济深推荐下，取得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少将巡视员的职务，到三、九两战区巡视工作，改名陈才。不幸的是1940年8月13日父亲回第三战区视察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年仅33岁。

1937年11月在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时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沈其震、陈希周、叶挺、林植夫

陈豪人牺牲后记

父亲陈才（陈豪人）的遇害震惊了各界爱国人士。胡愈之、陈嘉庚等著名爱国人士分别在香港《大公报》《南侨回忆录》发表文章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与父亲共事过的同仁及战友纷纷撰文回忆、缅怀他。国民党起义将领、七十军军长李觉回忆道：“……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李觉的回忆》1980年11月15日）

国民党七十军中地下党学生党支部书记郭超（解放后曾任中国土畜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回忆父亲掩护地下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及协助他转移到延安的情景时，动情地描述父亲的品德：“……自始至终一派正气；对党的工作谨慎、严肃、认真，忠心耿耿”

文振亚等著的《血沃江南》中“崇安惨案”里的“陈豪人血溅武夷山”一节（记崇安惨案始末），记述了父亲与警卫员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血泊中的经过，赞颂了父亲在国民党七十军的功绩，歌颂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者文振亚等为陈豪人学生及同仁）

广大的党史工作者纷纷为父亲写传记。记载他的传记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十九卷中“陈昭礼”；《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中“陈豪人”；《福州英烈②》中“福建党早期领导人陈昭礼”……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4月11日致信张鼎丞（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把陈昭礼的忠骨从崇安迁葬到福州（《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68页），随后修建了“烈士陈希周之墓”。1985年8 月12日，中共福建省、市委和省、市政府隆重举行陈昭礼（陈豪人）烈士骨灰安放仪式，将烈士忠骨安放在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长安馆（烈士馆）。

1992年武夷山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在陈昭礼烈士殉难处建立了“陈昭礼烈士殉难处”纪念碑，以示对陈昭礼烈士的缅怀。

先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们的英雄事迹铭刻在人们心中，正直的人们永远会缅怀他们、思念他们！

文章摘自《我的父亲与红七军》

来源：百色起义纪念馆、右江日报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