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的事发现场。

封面新闻记者梁波西安摄影报道

12月31日,离2016年最后一天。陕西西安中心医院神经外科45床,李建利在爱人王菊玲的陪伴下,继续在医院跨年。这也是夫妻俩在医院第4个跨年季。

2012年9月15日,在那场所谓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中,因为李建利开着一辆日系车,其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突然,蔡洋举起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头部。李建利头骨被击穿,造成的开创型颅脑损伤,几乎夺去李建利右侧肌体全部机能。

时间过去四年,1555个日日夜夜,李建利仍需住在医院接受治疗。

提及那场飞来横祸,李建利说:“蔡洋式爱国,其实是愚昧和莽撞。可我对他,却恨不起来!”

又是一年,李建利在医院,蔡洋在监狱,有些问题依旧没有答案。

事件回放

反日游行时的暴力

时间回到2012年9月15日,西安。一场反日游行,可谓声势浩大。

当游行队伍抵达环城西路玉祥门转盘附近,李建利驾驶的一辆国产日系车,被人群围住。里外三层,李建利的车不能开行。

包围李建利的人群中,又一个名叫蔡洋的泥瓦工,当时21岁。他原本下班乘坐公交车回家,因为公交车被人群堵住。热气方刚的蔡洋,被游行队伍热情感染,于是汇入人潮中。

关于蔡洋与李建利之间的冲突,在警方将蔡洋缉捕归案后,多家媒体给予详细报道:包围李建利之后,蔡洋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U型锁。突然,蔡洋举起这把U型锁,猛地砸向日系车的前风挡玻璃。李建利见状,情急之下,拿起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蔡洋彻底暴怒,奋力跃起,将手中U形锁猛力砸下李建利头部,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后据医生诊断,李建利的头骨被蔡洋击穿,形成一个V字形的洞,造成开创型颅脑损伤。

2013年7月,在这起打砸日系车事件中,有12人被判刑,其中11人的刑期基本在1-2年,只有蔡洋,被判了10年。

对话李建利

“蔡洋式爱国”是愚昧

时至2016年,蔡洋在监狱服刑已过三年。他的刑期,还有7年。而对于李建利来说,在医院已是第四个年头。什么时候离开医院,像正常人一样回家去,“不知道,或许我将永远住在医院。”李建利说,“我这样的日子,其实和呆在牢狱一样,有家不能回……”

封面新闻:四年前的那一幕,还记得起来吗?

李建利:不想记,那就是一场噩梦。我不想去回忆,可以不问这个问题吗?

封面新闻:这场不愿记忆的伤害,直接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建利:有家不能回。我今年55岁,接下来的日子,我可能还得继续在医院住着。我真不愿意住在医院。病房下面,就是停尸房。每当听到鞭炮声响起,以及那些家属的哭喊声,我总觉得死神随时会把我带走。

封面新闻:想回家吗?

李建利:想,真的想。谁又愿意有家不能回,而选择住在医院呢?可是,我回家了。但凡有一次不小心,我的伤病就会要我的命。住在医院,我老婆可以随时帮我呼喊医生护士。回家了,喊谁去?

封面新闻:你恨蔡洋吗?

李建利: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不过,蔡洋式爱国,其实就是愚昧和莽撞。我的确开的是日系车,可是那也是国产的啊。即使我开的完全是从日版进口的,难道我这样做,就是不爱国吗?我同样很爱国,可我爱的方式绝不会像蔡洋那样。他还是年轻,不知道轻重。

封面新闻:蔡洋家人来看望过你吗?

李建利:从来没有来过。

封面新闻:就这样永远住在医院,相应其他问题又该如何善后呢?

李建利:我曾写诉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毕竟,那场游行,警方存在不作为。不过,莲湖区政法委派来多位工作人员,劝我撤诉。当时,他们承诺一定妥善解决,并给我一个满意答复。可是四年过去了,头两年还有人来看我。这两年,他们好像已经把我给忘了。于是,我老婆主动去找他们,可还是没有人给我答案。

封面新闻:你向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条件?

李建利:我觉得我遭受了伤害。尽管蔡洋被判刑后,我收到了52万元的补偿金。但我觉得这远不能弥补我的伤害。于是,我提出了将近500万元的理赔条件,其中包括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等。

封面新闻:条件提出后,政府如何回应?

李建利:没有回应。难道我的这件事,处理起来真的那么难吗?四年了,怎么就不能给一个答案呢?这样把我拖着,你说,是不是行政不作为?

后记

伤害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

封面新闻记者拜访李建利的时间,是12月25日下午。因为怕打扰李建利休息,采访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内。“之前有记者来,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把他给累得够呛。”妻子王菊玲说。

离开医院,妻子王菊玲又带着李建利在病房里踱步。只能走几分钟,李建利就得倒靠在病床上。他们的家,距离医院大概10公里,何时回家,这对夫妻没有答案。

李建利及家人很想回到横祸之前的幸福生活,可是,残酷现实告诉他们:永远住在医院,或许是最好选择,因为他们怕,死神随时把李建利带走。

“在医院,但凡有个什么闪失,还能喊医生。而回家了,我喊谁去……”李建利妻子王菊玲说,可是,住在医院,有家不能回,谁又真心愿意呢?不过,还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王菊玲今年也有50多岁了。随着一天天变老,她照顾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吃力。“要问我伤害何时不再有,可能真的只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王菊玲说。

韩宠光,2012年9月15日的组织者,也是将李建利抬上出租车的那个人。时至今日,他依然会记得那天,在混乱的人群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问他的那个问题。

“他说叔叔叔,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他不光问的是我一个人,他问的是这个社会,问的是这个体制的管理者,和那些游行的围观者、参与者,打人的和那些看热闹的,呐喊的,助威的等等的,录像的,问的是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