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6日，农户孟祥旭再次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希望为三年前种植的马铃薯讨个说法。他在望爱村承包了680亩地种植马铃薯，但两个月后发现其中300亩地里的马铃薯几乎停止生长。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是“假种薯”。

孟祥旭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涉农典型案例中多次出现马铃薯假种薯案件。2025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2025年全国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方案》，将马铃薯种薯列为专项整治内容之一，重点整治河北、内蒙古等区域。

我国是世界上马铃薯产量最多的国家，于2015年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马铃薯增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近年来，马铃薯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内蒙古、甘肃等地备受关注。然而，“金种子”的另一面是令农户深恶痛绝的“种薯造假”。在一些农贸市场，假种薯以低价和配送礼品的方式进入农户手中，几个月后才被发现患病，证据链难以保存，农户只能独自承受损失。育种公司的声誉受损，优质种薯也难以销售。

孟祥旭种下的假种薯来自中间商侯某。2022年，侯某向他推销禾兴高原薯业有限公司的“V7”种薯，称其无病、无害、无伤。孟祥旭支付了12.8万元购买了70.6吨“种薯”。播种三个月后，300亩地里的马铃薯几乎停止生长，植株黄化。专家诊断后确认是种薯有问题。根据国家标准，种薯需经过原原种、原种、一级种三代脱毒，才能成为农户播种的种薯。侯某卖给孟祥旭的“种薯”并不符合标准。鉴定结果显示，田间出现了较重的细菌性黑胫病、环腐病，这些病害主要依靠带菌种薯传播。

孟祥旭原本对这片田地寄予厚望，得知自己被假种薯欺骗后感到绝望。他回到老家，因正常种植马铃薯收益较高，仍希望继续这项工作，但被骗后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启动成本。

孟祥旭后来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被侯某欺骗的农户。2024年，他起诉了侯某，围场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开庭前，他得知侯某曾因售卖假种子被行政处罚。还有更多农户因买到假种薯而减产。常见的种薯造假案件包括用商品薯冒充种薯、销售“白包”或“套包”种子，以及销售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马铃薯种薯。

频发的种薯造假案件不仅损害农户的心血与收入，还可能威胁粮食安全。假种薯常常意味着病害和减产。与其他假种子案件相比，种薯造假更易引发区域性农业危机，病毒容易在种植过程中积累、扩散，导致大范围传播。

针对种薯造假问题，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一些治理难题。马铃薯种薯的造假成本低，且很难在早期被察觉。假种薯复杂的流通链条增加了监管难度。隐蔽的交易方式和复杂的流通链条使得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即使能够确定侵权事实，法院的判赔金额也普遍偏低，无法覆盖育种公司的所有损失。

孟祥旭依然在维权。假种薯带来的经济损失他自己负担了30%。他认为对中间商的追究不能仅止于民事追责。他向察右前旗公安局报案，但收到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孟祥旭还在等待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