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故事发生于公元1768年,即乾隆33年,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康乾盛世。
谁都没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盛世的环境中,居然有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席卷了大半个清王朝。而且事件的起源地还是清王朝的经济腹地——江南地区——浙江德清县,这是当时清王朝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浙江德清县当年要重修坍塌的水门和桥梁,工程进行中的时候,一位姓沈的农夫找到当时正在修桥的工匠吴东明,请求吴东明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姓沈的农夫之所以要这么做,因为他的侄儿不孝,对其报复。听说这样做能勾去人的精气让人生病或死亡,也就是所谓“叫魂”。
吴东明不敢贸然做主,于是前往县里向官府汇报了此事。官府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所以知县打了姓沈的农夫25大板。事情本来就可以这样结束了,但随后谁知此事在当地发酵,还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清王朝。
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叫魂”妖术恐惧的支配,纷纷相信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对他人展开报复行为,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国家都被“叫魂”妖术恐惧动员起来。
普通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陷害他人、自我保护的方法,底层互害层出不穷。各级官员为完成皇帝的任务,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甚至不惜动用酷刑,制造了大量冤案。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然而,经过几个月,错杀了一些无辜民众后,并没有查出皇帝臆想的谋反事件,轰动一时的叫魂案不了了之。
总之,孔飞力的《叫魂》为我们描绘了在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时代,社会各阶层却弥漫着严重焦虑情绪。民众轻信谣言,又在运动中希望通过举报借机获得好处,哪怕因此要伤害无辜的人,甚至是亲友。官员欺上瞒下,揣测上意,助推了恐慌的形成。而皇帝则希望通过运动治国来统一思想,整顿吏治,维护统治,但到最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无辜的人头落地。
本来一件小事,结果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荒诞闹剧。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盛世时代,会发生这样的荒诞闹剧和大规模恐慌,民众又是怎么被煽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暴政。
专制社会中,谎言、恐慌与被煽动的民众
“叫魂”这种大规模的恐慌让我们看到了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和对发生在他处的事件近在咫尺的担忧。
在那个盛世时代,那个经济快速发展、商业繁荣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普通民众能够生存下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力。
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民众越来越焦虑,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来说,维持生计变得更加困难,保障基本生存的机会和权力似乎更加不属于自己。经济的繁荣不仅没有将他们的生活变得稳定安全,反而彻底的将他们推向社会的边缘处。
整个社会充满着一股戾气,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弥漫的社会敌视,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牺牲别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经济繁荣的年代,却又充斥戾气的社会;无奈处于底层的百姓,却又相互敌视的大众。
总之,焦虑产生恐慌,恐慌在民众之间弥漫,疯狂被“叫魂”点燃。而专制的社会又加剧了这“火焰的蔓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恐慌和煽动。
因为在一个的专制社会中,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意识形态的控制、严格的文化、言论和思想控制,以至于民众能够获得的信息有限,只能依赖于官方的宣传。但在专制社会中的官方宣传都是不对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暗箱操作的,屏蔽一切不利于信息,任何的质疑、讨论、辩论都会被一刀切的过滤掉。而且信息根本不公开,没有知情权的民众根本不知道真相。当民众无法获得所需要或所渴望了解的信息时,通常会寻求一切可能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甚至是谣言。
同时,长期处于这种严酷的控制之下,久而久之,民众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容易被煽动和从众。人们相信“做些准备总是没错的,以防万一总比束手待毙的好,危机总会发生”等等。
当然,大规模妖术恐慌背后隐藏着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失序的结果,是民众对国家深层的忧虑和畏惧,对官方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普通民众怀疑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不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不相信社会能处理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敌意。于是每个人只有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且拼命的疯抢社会资源。你不抢,别人就会抢,抢晚了,就没了。
《叫魂》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未随时间和岁月流走,而是不断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反复演绎,仿佛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这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