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种植粮食相比，罂粟的效益更高。受利益驱动，全国各地普遍开始种植罂粟。当时塞外流传一句歌谣：“咸丰登基十一年（1861），口里口外种洋烟，十亩田里八亩烟，留下二亩杂谷田。”说明早在1861年前，包萨之地已开始种植罂粟，到光绪四年（1878）正月，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省北大朔代忻及归化七厅，向来产粮尚多，每年秋后，粮贩自北而南委输……由包头一路循河而下直达浦绛。近则罂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畎亩农夫吸烟者十之七八。民间即少存粮，采买立虞米贵。”从此奏折中可以看出当时塞外种植罂粟已成普遍，而且吸食者众多。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很快达到自给自足，对进口鸦片形成很大的冲击。鸦片国产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清朝政府的财政危机，但为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方便。俞蛟在《梦厂杂著》中形象地描述了吸食洋烟的情状：“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奄奄若病夫初起。”为此，许多中国人被西方人讥讽为“东亚病夫”。

民国初年，提倡禁种鸦片，但因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在鸦片种植上依然我行我素。1920年，绥远都统蔡成勋私开烟禁，仅萨拉齐一县每年概有9000亩水地和5000亩旱地用于罂粟种植。据民国时期一份考察日记记载：“包头当局的统治者始终把麻池作为种大烟的主要基地。麻池的水地都让种大烟，每户少则一二亩，多则三四十亩。从‘口里’来这里的人，能种一亩大烟，回老家的时候就发了。”1931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彭德尔顿在萨拉齐拍摄了许多罂粟田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罂粟种植的“繁盛”。其时，包萨一带的洋烟因品质好而被人们称为“小金三角”。

1937年，日寇侵占包萨地区后，更是鼓励强迫民众种植罂粟，并专门组织人员丈量烟亩，按亩纳税。1939年春，在萨拉齐成立“土药组合”，垄断了包萨地区鸦片的收购和运输加工。他们将鸦片加工成一百两一块的烟砖，俗称“洋烟板子”，运往全国各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在吸食上，鼓励中国民众吸食，但对日本人则规定，凡吸食者就地枪毙，其祸害中国的狼子野心令人发指。据山西某县统计，在县政府中，吸食鸦片的公务人员占80%以上。萨拉齐当时也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七八盏，八九十条枪（烟枪）。”而国民军士兵的吸食更为猖獗，被群众戏谑为“双枪军”（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普通民众吸食者更是无法计数，因此而家破人亡， 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当时的包萨地区，凡有红白事筵的人家都以吸食鸦片来招待亲朋好友，“一盏灯炕中央，不想睡也得躺，不论灾和殃，一吸上天堂。”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1943年的资料记载，萨拉齐全县种植罂粟达十多万亩，特别是灌溉条件较好的美岱召、沟门、沙尔沁等沿山区基本以种植罂粟为主。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名义上搞禁烟禁毒，暗地里却鼓励种植，中饱私囊。为彻底肃清烟毒，1950年3月15日，绥远省人民政府发布《严禁种植大烟》，当年共铲除烟苗20万亩。1951年2月10日，又颁发了《绥远省严禁烟毒惩处暂行办法》，并组建了禁毒委员会，随后在全省开展烟民登记，成立戒毒所。当时包头市政府组织学校师生排演了《禁洋烟》《鬼变人》等短剧在街头演出。大部分烟民在强大的政策攻势和帮教下，主动戒除了吸食，部分屡教不改的被依法逮捕公审。到1953年，包萨地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吸食基本杜绝。

（图片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土壤科学家和地理学教授罗伯特·拉里莫尔·彭德尔顿在萨拉齐县拍摄）

作者：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