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阿宝有了母亲的支持，便不再被之前的胆怯礼法所束缚，赶紧给杨月楼修书一封，表达自己的爱慕，甚至连自己的年庚八字都一并附在后面，然后托自己的奶娘将书信递到了杨月楼的手上。这种女追男的直率大胆，别说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就是在今天也算前卫的。

当杨月楼收到这封字迹娟秀的求爱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位富家的妙龄千金向自己求婚，虽然他的粉丝一向不少，但如此坦率真挚的追求，他还是头一遭遇到。当时的杨月楼年届而立尚未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推辞了。

并非他不愿，只因他不能。晚清还属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当时民军商灶为良，奴仆倡优隶卒为贱，杨月楼虽然技艺超群，贵为无数人的偶像，毕竟只是一戏子，算是贱民，贱民不得参加科举，更不能与良民通婚。颇有自知之明的杨月楼清楚，他们两绝无结合的可能。

这边韦阿宝苦等消息，紧张得彻夜难眠，却等来了被拒的结果，她得知杨月楼的决定后，心力交瘁、一病不起，韦母眼见自己的宝贝女儿气若游丝，而韦父此刻距她们千里之外，按照当时的通讯条件，送信过去一来一回怎么也要一个多月，而女儿的病情怕是撑不到那一天了。

无可奈何的韦母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请人转告杨月楼，可以“延媒妁以求婚”，即明媒正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个决定无疑充分显现了韦家的诚意，杨月楼甚为感动，终于下决心请戏班长辈出面，送婚书、下聘礼、缔婚约，他要迎娶阿宝姑娘。

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本该是大团圆结局，却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韦阿宝的叔父韦天亮知道了这个事情，传统保守的他坚决不同意，他觉得家中小事女人尚可以做主，亲事怎能擅作主张，还与一个贱民成婚。于是怒气冲冲地找到韦母兴师问罪，他说，自古良贱不得通婚，你怎能把阿宝嫁给一介戏子？你这是辱没我们韦家的家风。

韦母见小叔子反对得紧，不想将此事扩大，主动找到杨月楼，建议他用上海民间旧俗“抢婚”的办法，来完成这桩婚事，而当时的《大清律例》认可“抢婚”的法律效力，何况婚约已订、聘礼已收，这门亲事已经是受法律保护了。

后来，在奶娘的帮助下，韦阿宝携带金银从家中出走，杨月楼则按照事先约定在中途接应，正当他们在新居行婚礼之时，忽然一阵人声嘈杂，好些灯笼将门外的漆黑照亮，杨月楼正要起身查看，洞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县差及巡捕立即冲了进来，将杨月楼与韦阿宝当场抓捕。一对新人就这样被人送进了府衙。

原来，韦天亮听说了杨月楼抢亲的事，立即聚集在上海的广东香山籍绅商，向官府控告杨月楼犯拐盗罪，于是当差的在杨的住处找到了他们。

当时的上海县令是广东香山籍的叶廷眷，这人最瞧不起伶人，杨月楼落到他手上，那不正是羊入虎口吗。他一拍惊堂木，大声斥责杨月楼素行不端，拐骗少女，命差役重打脚胫150板，韦阿宝见丈夫因为自己受刑，悲怒万分，打伤了脚胫以后还怎么唱戏？她鼓足勇气大声申诉：“我们是明媒正娶，这些衣物都是我娘给我的嫁妆，怎么能算是拐盗。我嫁鸡随鸡，决无异志！” 叶廷眷一听大怒，道：“你二人伤风败俗、私通苟且，证据确凿。”说完，便命人将她掌嘴200。

韦阿宝的铮铮辩词打动了一旁的杨月楼，亲见妻子为自己受苦，他心生感动，便咬牙挺住，坚决否认指控，无奈一身血肉之躯哪里能耐得住不停的严刑拷打，被折磨了一阵，杨月楼昏死三次，最终屈打成招。叶廷眷让人赶紧写下供状，让他签字画押，做成卷宗，报送上级审核。

案子到此，就算终结。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一股强大的媒介力量卷入了这起糊里糊涂的家庭纠纷案，让这桩本已板上钉钉的案子有了回旋的余地。

原来，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加上租界林立，那时的上海逐渐发展成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都市。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外商纷纷来华经商，而上海这个日益繁华的华夏都市不仅是外商做生意的好地方，也是他们办报的乐园。上海第一份商业中文报纸是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但影响最大的还属有“旧中国历史全书”之称的《申报》，它也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那一年《申报》的主笔叫做何贵笙，刚巧这位何编辑是杨月楼的超级戏迷，何贵笙听说了杨月楼的案件经过后，愤愤不平，本来《申报》就长于刊载时事评论，思想进步，这个牵涉京剧名角的封建礼数大案又是个绝佳的话题，没过几天《申报》就报道了一篇《记杨月楼事》，介绍了案件的起因经过，客观地写出了杨韦之间明媒正娶的合法性，批出官府屈打成招的事实。

此文见报后，韦家叔父和官方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大家纷纷为杨月楼鸣不平。随后《申报》趁热打铁，发表了署名“持平子”的来信，对此案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就算良贱不能通婚，他们最多也只是有违立法，完全不需要用重刑。何况两位新人两情相悦，婚约聘礼一应俱全，婚姻大事是人家的私事，关你官府什么事？

反对杨月楼的粤商看到了这封信后很不高兴，跑到报馆兴师问罪，《申报》的接待人员巧妙地回答：我们是个媒介平台，那篇文章只是读者来信，不代表本报观点。粤商们又找不到作者“持平子”，无可奈何，只好要求《申报》给他们也登一篇，他们随即写了一篇回击“持平子”的文章发在了《申报》上，内容无非就是“良贱不得通婚”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及对杨月楼的无礼谩骂。这篇回击文章发出去之后，并未引起受众的反响。

又过了几天，《申报》以“报关人士”的名义发表了《中西问答》，写出了西方人士对于杨月楼案件的看法，洋人听说了杨月楼被判刑的事情，不少人当场惊呆，都说“西方国家都无如此之刑罚”。

后来，在《申报》一再的舆论炮弹轰击之下，这个事件很快传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其他报馆也参与到该话题的讨论中，一时间，杨月楼的命运成为上海男女最为关注的事情。而守旧的粤商们对于媒体工具的运用，完全不可与专业的主笔团队同日而语，社会舆论逐渐偏向了杨月楼的一边。

按照清朝律法，由知县一级官员断判的案子，必须呈送上一级复审，几个月后，杨月楼被送到了松江府。公堂之上，杨月楼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口中大喊“冤枉”，松江知府见状，不禁心生同情，说：“你直起身来说话。”

杨月楼终将自己被屈打成招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松江知府之前也看过相关的报道，对于这个案件比较了解，而且他很开明，他想县衙定的罪名是“盗拐”，偷盗加拐骗，但是韦阿宝的证词上写得清楚，金银财物明明是人家的嫁妆，之前杨月楼下过聘书，这盗和拐根本都谈不上。想到这里，松江知府命人先将他带下去。随后，知府决定将此案发还重审。

这一消息传到了民间，又一次在上海媒体圈掀起了轩然大波，《申报》的记者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便再一次大肆报道，制造舆论声势。

很快，《申报》刊出了《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说：“英京伦敦新报述杨月楼之案曰，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于邑尊，务须将杨月楼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许诺之曰，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这篇文章形式上看来只是引述西文报纸消息，暗示官方与粤商相互勾结，私相授受。官府如果判杨月楼的死罪，那就坐实了这个谣传。文章最后给了官府一个台阶，“或系奸民风传”——或许这只是传闻而已，官府应该不会为了这2万两就判死杨月楼吧！将自己彻底撇清。

这篇文章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大家暗地里想：如果判杨月楼死罪，那官府肯定是收了钱。县令被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经过一番重审后，杨月楼被定为诱拐罪，判充军流放。

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帝继位，慈禧宣布为庆祝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杨月楼也在被赦免的名单之列。1873年7月20日，《申报》及时刊登了新闻《杨月楼判处军遣罪，适恭遇恩赦》。

无辜的杨月楼终于逃脱了冤屈的命运，虽然输掉了官司，却赢得了人望，获得了一个比较公正的结局。此时的杨月楼还算来得及自新，可是韦阿宝的命运却很凄惨，有史料记载她被父亲逐出了家门，也有人说她被逼嫁给了一个70多岁的老叟，悲惨地过完了一生。

这桩案子一度被推至整个上海媒体界的风口浪尖，不断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数年，先是竞相报道案件的最新近况，之后围绕案件的是是非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实质，无非是传统婚嫁观念与先进婚姻风气的碰撞。

经此挫折，杨月楼终于离开了上海，回到北京，当时的京剧名家程长庚派人请来杨月楼，在“三庆班”落脚，1882年程长庚去世前，将倾尽毕生精力的三庆班交给杨月楼掌管。光绪十四年（1888），三庆班被选入宫演戏，受到了慈禧和光绪帝的一直赞誉。1890年，杨月楼病逝，年仅42岁。

而上海的近代报刊经 “杨月楼案”的历练之后，终于发展得愈加公允、成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