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事件频发，高校教师怎么了？ 职业压力引关注！近年来，中年甚至青年高校教师病逝、猝死的消息频传。以2025年前三个月为例，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崇俊因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辽宁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祝志川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4岁；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永锋在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离世，享年48岁；宁夏大学41岁教授李海波因突发疾病去世。

这些事件不仅让人感慨生命无常，也揭示了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问题。凌晨两点的实验室灯光、周末无休的备课、体检报告上密密麻麻的异常指标，看似光鲜亮丽的职业背后隐藏着数不尽的辛酸。

近年来，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实行“预聘—长聘制”，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教师在3到6年的考核期内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如论文、项目和教学等。达到要求者可获得长期聘用或转为事业编制，未达标者将不再续聘或转岗至非教研岗位。“非升即走”的具体要求大多不公开，但综合网络信息显示，北京和上海“双一流”建设高校社科人文专业的考核标准多以论文和项目为核心。西部某省份“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文社科专业的讲师盛佩表示，在求职天津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时，该校要求3年内申请到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在本专业顶级期刊上发表1到2篇论文，还需有一项教学类奖项。

此外，《中国科学基金》指出，近年来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率呈现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25%降至2022年的17%，部分学科方向甚至降至10%。理工科专业教师也面临类似压力，尤其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国内申请项目还需适应，但“非升即走”考核期恰巧是他们成家立业的关键期，工作与生活双重压力叠加。

2024年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自杀的消息再次引起公众对“预聘—长聘制”下青年学者巨大压力的关注。宋凯曾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博士后，2019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但未能通过首聘期考核，需退还部分安家费。一线城市的符林表示，国自然青年基金要求男性在35周岁、女性在40周岁以下申请，很多人毕业后只有两三次申请机会，需要拼精力和社交。如果青年基金没拿到，面上基金申请也会受影响，因为简历会显得单薄。

硕博士研究生连年扩招、回国人才逐年攀升，使得高校求职市场供过于求。从2022年开始，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3万人次，预计2025年将突破20万人。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4年海归国内求职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7%。

这种考核机制不仅影响青年教师，还波及中生代教师。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将“非升即走”范围扩大至副教授，不少教师直言“副教授也不能躺平了”。而那些拿下“教授”职称的教师，很多高校为调动其积极性，陆续开始实行年薪制，定期考核并根据科研业绩进行分级评审，不同级别的年薪差异较大。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鲍威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递增，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的生理疾病异常检出率明显上升。例如，青年教师群体高血压的疾病检出率为9.19%，而中生代教师的检出率达到13%。

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曾推出“癸未变法”，将“非升即走”制度引入高校教师人才管理，但最终未能推行。2017年，教育部联合相关部委印发《意见》，提出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开始积极引入西方的长聘体系，尝试改革过去事业单位编制下较为固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该制度设计初衷是打破传统终身教职模式，通过竞争性选拔激发教师创新力与学术潜力，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优化机制，提高科研产出。然而，这种强调审计、效能的管理方式近年饱受诟病。王思懿认为，量化指标驱动的“科研GDP主义”使得教师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倾向于做周期短、成果可视化的“主流”研究，而不愿做周期长、风险大的原创性和跨学科研究。

高压之下，不仅容易推动学术界的功利化倾向，还可能导致学术不端行为。今年4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通报了2025年第一批次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包括违规打探评审信息、买卖论文等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小英等人调研发现，在新的考核制度下，人文社科领域教师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由于学科属性不同，纯软科学的教师在探索未知地时，对耗时和成果的预期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新的管理体制迫使他们加快文章发表速度，将大量时间投入写作而非阅读中，迎合国际论文发表标准，并增加学术社交时间。

王思懿建议，学术不是流水线，制度设计应兼容竞争与宽容。高校制度考核应适当兼顾竞争性和稳定性，不要过度强调竞争和优绩主义锦标赛等。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近期表示，将对“准聘—长聘制”进行彻底改革，包括不限定留下的人数，改为“先留后升”，准聘和长聘之间间隔6年，并按教研、研究和教学三个系列实施教师分类管理。

我国的预聘—长聘制和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制度土壤差异。杨希提出，改革我国高校的教师聘任方式或许需要从基层加强学术自治，完善同行评议，尊重学术发展规律和学者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