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系辞下篇中有记“刳木成舟，剡木为楫”。“刳木成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的渡河实践逐渐就意识到：把一段树木平整、挖空,就可以成为一只坚固耐用和操作灵便的运载工具——独木舟。
▐ 木船起源：独木舟
刳木成舟是指单段树木经挖空加工成独木舟，独木舟的“独”，是指单段树木，“独木舟是单段粗大树木经刳挖中间部分木质后成为槽型空壳结构的渡水工具”。
刳木成舟的刳挖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石器工具、青铜器工具和近现代工具，而石器工具是制造独木舟最早的刳挖工具。
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由单段粗木刳挖而成，树木经火烧、砍削，挖空中间部分的木质而成为槽型空壳构件。石器时代制造独木舟的方法是在整条木的外边涂上湿泥，把木条中间部分的干燥木材部分用火烧成炭，然后用石器凿下，依此法将整条木向内一层层用石器凿下，最后就刳制成一艘独木舟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火和石斧通常已使人能够造独木舟”。
独木舟载重量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对独木本身的刳挖出水密空间所增加的浮力，也就是说，独木舟的浮力主要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刳木成舟是舟船起源的一次重大技术飞跃。
图1 刳木成舟
中国出土独木舟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最为突出的要算距今约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独木舟；出土最大的古代独木舟是1958年在江苏武进县奄城出土的春秋时期独木舟，其长11米，宽0.9米，是用一整段大圆木凿空而成的；2009年在浙江临平茅山出土一艘由整段巨木凿成的国内考古发掘出土中最完整的独木舟；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发现6艘东汉时期的独木舟，是同处出土独木舟数量最多的(图2)。
云南永宁纳西族并联式独木舟(图3)、1976年山东平度县出土一条隋代加长双体独木舟(图4)和在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的子母船(图5)等都是中国独木舟派生形式。这些派生形式的独木舟，都已超出了原独木舟定义中“独木”概念，所以说，独木舟的派生是独木向多木组合方向的发展。
图2 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独木舟
(自上而下分别为1号、2号3号舟)
图3 云南永宁纳西族并联式独木舟
图4 山东平度隋代双体船
图5 黔东南台江施洞苗族子母龙舟
▐ 跨湖桥独木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现和出土众多的独木舟，王冠倬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古船图谱》中以表列出自1956年起至1992年止，在中国境内外发现和出土的独木舟36条布及21处之多，其中距今年代最早的要算在“1979年山东长岛县大黑山岛”出土的一条“4000年前”的独木舟了，但它“只保存舟尾残部”，而1977年山东荣成出土一艘“舟体保存基本完好”的独木舟也只是商周时代。但该书未能赶上收录2002年出土的跨湖桥独木舟。杭州萧山跨湖桥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据“14C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的校正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约距今7500～8000年”，跨湖桥独木舟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年代最久远的，它与在荷兰罗宁根(Graningen)的庇斯(Pesse)地区发现的公元前6315±275年的独木舟相比，虽不是最早但基本相当，起码也是世界上出土最早的独木舟之一。跨湖桥独木舟堪称“中华第一舟”并不为过，当之无愧。
跨湖桥独木舟是新石器时代使用石锛和有段石锛制造的独木舟，是独木舟的成熟和发展时期产品，据此可以断定跨湖桥独木舟绝不是中国最早制造的独木舟，只是用火和石斧制造的初期独木舟尚未见出土而已，这正是期盼所在。
杭州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期的独木舟考古发掘后笔者有幸到过实地进行了观看考察，并在2010年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萧山)跨湖桥文化节时再次走近了它的身旁，为八千年前独木舟凸显出中国舟船文明的辉煌感叹不已。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保存基本完整，船头上翘，比船身窄”，且“弧收面及底部的上翘面十分光洁”，在“离船头一米处有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炭面，东南侧舷内发现大片的黑焦面，西北侧舷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焦面”，“船头留有宽度约10厘米‘挡水墙’，已破缺”，“船体较薄”。这里的“上翘”且“窄”、“挡水墙”都是独木舟舟体形状特征，“这些黑焦面当是借助火焦法挖凿船体的证据”，是独木舟挖凿工艺的明显反映，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条独木舟是确定无疑的(图6)。
图6 跨湖桥新石器时期独木舟(席龙飞摄)
▐ 一艘被废弃并改作它用的独木舟
这艘“独木舟……的东南舷侧，并列打入多根木桩，分柱桩与板桩两种，基本呈等距分布，经解剖的两根木桩均深入生土，船体的西北舷侧也发现木桩及柱洞。独木舟当时是支放在由这些木桩、横木构成的架子上的。另外，独木舟的东南侧堆放着许多基本与船体平行的木料与木板，……船体两侧还发现两件未见使用痕迹的木桨和数件石锛柄、石锛、石器崩片、砺石。从综合的现象分析，这应该是一个与独木舟有关的木作加工现场。”但是，“独木舟通体光滑，原始的斧凿痕迹不明显，可见是一条旧船，并非处于制作状态。”以上出土信息简而言之：出土的独木舟是“一条旧船”，“当时是支放在由这些木桩、横木构成的架子上的”，“并非处于制作状态”。
独木舟为何支放在木架子上？一艘旧独木舟与加工现场有何关系?这是考古中遇到的问题。
假如独木舟正在进行制作或修理或改装作业，完全可以在地面上进行，若对舟底加工，也只需将舟身翻转就可以解决的并不困难，根本没有将它支放在架子上的必要。因此，独木舟支放在架子上不是加工独木舟的需要而是另有所用。
既然独木舟“并非处于制作状态”，那么，独木舟两侧“发现两件未见使用痕迹的木桨和数件石锛柄、石锛、石器崩片、砺石”的石器工具不是用作该独木舟加工又作何解释呢？要知道支放独木舟的“由这些木桩、横木构成的架子”也是需要进行必要加工的，哪怕是简易的和粗糙的加工；再说在遗址处有过制作木桨等木质物品的活动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也不排除在此址制造过独木舟的可能，因为制作独木舟并没有多大的条件限制，造好了几个人将其抬或拖到河边就可以下水使用了。
笔者认为一个合符情理的推测是，这艘旧独木舟是被改作木槽使用而被支放在木架上的。先民们把它当作一件长条形盛器用来盛放物品，它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不仅方便取用还有利防止受潮，尤其盛放粮食、兽肉等食物。这木槽被用作喂养牲畜的食料槽再好不过了，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旧独木舟确实是木槽的理想代用品。
此时必定会问，一条航行在水面上的独木舟为何改作木槽使用呢？难道木槽比独木舟更需要吗！当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这艘独木舟存在着两个主要技术缺陷使它难以继续在水上正常使用。第一，该独木舟稳定性极差，最大残宽只有“52厘米”，从舟体形状推测已接近于舟体最大宽度，估计不太可能超过55厘米，而“残长5.6米”，看来该舟乘坐4人也坐得下，乘坐如此狭窄的独木舟极易倾翻；第二，在通体光滑的独木舟“船底樟节处有一个破洞”当然会使舟体漏水，尽管对破洞作了堵漏。先民因该独木舟不稳和漏水就不得不将其废弃改作它用，最合适的莫过于将它当作木槽使用了。
不论该独木舟后来作什么用，总之，出土时的跨湖桥独木舟是一艘被废弃并改作它用的独木舟。
跨湖桥“独木舟的东南侧堆放着许多基本与船体平行的木料与木板”，说明当时已能用石器剖制木板，7000年前河姆渡干栏式建筑也表明当时已具备了制板和木构件连接技术，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最原始的捻缝材料是什么和捻缝技术产生何时，但跨湖桥独木舟的出土毫无疑问地动摇了木板船最晚也应是殷商时代的产物的推论，表明木板船产生年代应该更久远。
跨湖桥独木舟凸显中国舟船文化的久远历史，它精彩地展示中国舟船演进中独木舟的特殊地位，它的发现出土显得格外珍贵。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