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据称几乎摧毁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其中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此外，九名关键的伊朗核科学家也在袭击中丧生。

这次袭击造成的损失远超以往。近年来，以色列虽然频繁行动，但主要针对的是伊朗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也门等地的代理人，如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的高层。上次伊朗高官被暗杀还是2020年美军在伊拉克用导弹定点清除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国内网络上普遍认为伊朗每次反击都显得无力，甚至在苏莱曼尼被清除后，伊朗在发射导弹前还提前通知了美国，导致美军只是在军事基地掩体里感受到爆炸声。这次袭击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武力行动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但实际反击效果有限，没有造成以色列高官伤亡。

有人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比作晚清时期的慈禧太后。伊朗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哈梅内伊站在保守派一边，对改革派持谨慎态度。伊朗总统权力有限，改革政策常被保守派否决。伊朗国内两套军队，革命卫队享有特权，只听命于哈梅内伊，而国防军地位较低，承担更多脏活累活。掌控伊朗核心权力的是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占人口多数的波斯族受到打压。

这种特殊的政治与权力结构使得伊朗难以对美国和以色列做出激烈反击，只能有限回应，并在幕后支持哈马斯和胡塞武装。伊朗世俗政府与教士集团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权力争夺和社会变革冲突上。教士集团通过法基赫监护体制垄断最高权力，限制民选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宪法监护委员会拥有否决议会议案的权力，大部分议案都被驳回。民选机构沦为执行单位，形成选举专制悖论。教士集团控制约60%的国民经济，外部制裁导致经济困境，民众不满加剧。

年轻一代对宗教权威信任度下降，通过互联网发声要求政教分离。哈梅内伊接班人之争激化了派系斗争，不同派别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伊朗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本质是传统神权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对抗。若制裁解除，伊朗可能走向经济开放-政治保守模式；若波斯民族主义崛起，可能催生去教士化运动。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伊朗能否找到超越全盘西化与原教旨回归的第三条道路，在伊斯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达成新平衡。

伊朗国防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矛盾源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革命卫队直接效忠最高领袖，成员多来自底层宗教狂热分子，类似满清八旗兵，垄断核心权力。国防军则被边缘化为“绿营”，职能限于传统防御。革命卫队以非对称作战扩大地区影响力，而国防军承担国土防御任务。当革命卫队激进行动引发冲突时，国防军常需善后，加剧双方嫌隙。意识形态上，革命卫队反对与西方缓和，视改革派为叛教者，而国防军相对世俗化。革命卫队深度干预政局，排斥国防军参与决策。

伊朗双轨军队体现了神权政权与民族国家二元性的缩影。革命卫队维护教权统治，国防军承载国家职能。二者矛盾既是权力斗争，也是伊朗在革命输出与民族生存间挣扎的体现。面对以色列的多次袭击，伊朗倾向于象征性报复，避免全面战争，以集中资源压制国内波斯族的不满和分离主义风险。伊朗最高权力核心由阿塞拜疆族主导，这种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权力结构深刻影响其内政外交逻辑，即优先维护统治集团稳定，对外采取有限反击策略。

中东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既有宗教分歧，也有地缘政治博弈。逊尼派人口占全球穆斯林85-90%，主要分布在沙特、埃及等国。什叶派人口占10-15%，其中伊朗占了90%。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两大阵营对立正式形成。两伊战争中，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拉克萨达姆的逊尼派政权与伊朗打了8年战争。双方还在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地区争端中支持不同派别。沙特以石油美元维系逊尼派联盟，伊朗则通过能源和军援扩大什叶派抵抗之弧。因此，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中东阿拉伯国家不会帮助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