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内蒙古与山西之间的汉代烽燧遗址。

自“马邑事变”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全面恶化。之后的数年中，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不断在长城内外发动战争，严重威胁到汉王朝的安全。此时，汉朝已经过多年的对内治理和休养生息，国力充实，兵强马壮，汉武帝命大将卫青、霍去病统兵，于公元前129年至119年，先后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匈奴被迫退出河套及其以西地区。汉王朝在反击匈奴获得初步胜利后，首先把已有的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接着又构筑新的长城和亭障、烽堠、列城，使防务得到完善和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卫青率大军出云中，在黄河以南的战役中获胜，设置了朔方郡（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北），管理河套西北部和后套地区。同时命苏建筑朔方城，并全面修缮秦始皇长城，以增强对匈奴的防御能力。

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的鸡鹿塞标志。

从汉代长城的整体走向看，东起辽东，经阴山、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新疆。为加强防御，在阴山以北修筑的是两道平行的外长城。两道外城的东段先是横贯于乌拉特后旗的乌力吉苏木、宝音图苏木、巴彦前达门苏木；乌拉特中旗巴音机盖苏木和乌兰苏木。北面的一道由乌拉特中旗桑根达来苏木进入达茂联合旗的红旗牧场，约由百灵庙之北，折向东南入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的一道则由乌拉特中旗的新呼热苏木进入达茂联合旗的新宝力格苏木、西河苏木和固阳县北部的边墙壕村，然后到达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

现代学者称北边的一条为“汉外长城”，在内蒙古境内约498公里；南边的一条为“汉内长城”，在内蒙古境内全长约527公里。这两条长城和赵长城、秦长城在构筑方式上不同。赵、秦长城因山崖、沟壑据险而筑，几乎全部用石头筑成；而汉外长城和汉内长城多在草原修筑，除了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北15公里处为筑石包土的长城外，其他都是夯土为墙。

为中原与匈奴和亲做出贡献的王昭君

和呼韩邪单于在昭君墓前的塑像。

在漫长的年代里，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和疆界的扩张，不断修筑新的长城就成了巩固胜利成果的不二选择。例如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陇西发动河西战役大破匈奴，将匈奴四万余人归汉。接着局在河西走廊新筑河西长城。元鼎六年又从酒泉筑亭障至玉门，太初四年把烽燧、亭障又从敦煌延伸到盐泽。昭帝、宣帝继武帝之后，也继续在西域筑城设防。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太初三年朝廷又派徐自为在五原塞（今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外筑城障列亭一千余里。《汉书·武帝纪》记载的“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即指此事，所以该城在历史上称为“光禄塞”。同年，朝廷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居延泽就是今天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当时这里是河西地区与漠北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匈奴南下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修筑居延城就是为了遮断匈奴进入河西的通道，因此居延城也叫“遮虏障”。而由此向西不断延伸的长城和城障、亭燧直至与河西长城衔接，以保障附属国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鸡鹿塞城桓和内部设施。

说到汉长城，更不能不说鸡鹿塞。鸡鹿塞座落在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沙金套海乡太阳庙山的哈隆格乃峡谷口。《汉书·匈奴传》详细记载：宣帝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返回时，宣帝遣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军队一万六千人，征发边郡士马以千数，护送呼韩邪单于等出朔方鸡鹿塞。并调拨边塞谷米三万四千斛（音胡，十斗为一斛）作为单于及其部众的食需。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作为古代贯通阴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鸡鹿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对内蒙古来说，鸡鹿塞之所以声名响亮，是因为享有千年美誉的“昭君出塞”出的就是这个鸡鹿塞。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远赴长安，汉元帝将王昭君以公主身份赐予单于为妻。同年，他们二人相伴出塞，途经鸡鹿塞并在这里居住了2年之久。在他们居住期间，每天晨有雄鸡高唱，暮有呦呦鹿鸣，人们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将这座塞城取名为“鸡鹿塞”，而这个名称也因为昭君出塞的盛举成为一个王朝甚至是一个时代平安祥和的象征。唐朝人张仲素所写的一首五言诗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内蒙古境内出土的西汉砖雕瓦当也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的字样，表达的也正是各族人民心目中对和亲这件事最本质最真实的认识。

广袤的阴山后，隐约可见汉长城的遗址。

巴彦淖尔草原丘陵地带的汉代石砌长城。

内容来源：内蒙古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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