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被称为“大而美法案”(OBBBA)的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该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审议，并于6月28日以微弱优势票数通过一项程序性动议，旨在推进该法案。这部长达940页的综合性法案不仅涉及税收改革，还包括社会福利削减、国防开支增加、债务上限调整等多项重大议题，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四大支柱：税收减免、社会福利改革、国防与边境安全加强、债务上限提高。在税收减免方面，法案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主要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新增多项优惠。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降至20%，对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实施15.5%的优惠税率。个人所得税保留7档税率结构，但多数税率下调，标准抵扣额度接近翻倍，儿童税收抵免从2000美元提高至2500美元。取消小费、加班费和汽车贷款利息的联邦税，为特定群体提供税收减免。州和地方税(SALT)扣除上限从1万美元提高至4万美元，减轻高税州居民的税负。

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法案大幅削减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计划削减超过600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Medicaid)和超过2600亿美元的食品援助支出，大幅提升获取医疗和食品补助的门槛。收紧学生贷款政策，彻底废除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优惠计划。取消新能源车补贴，对新能源汽车加征使用费，禁止联邦机构和保险公司为跨性别医疗承保等。

在国防与边境安全方面，法案显著增加相关支出。增加1500亿美元国防开支，用于扩大海空军部署及研发新一代武器系统。拨款700亿美元用于边境墙和边境巡逻监控系统建设。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及边境巡逻队特工大幅加薪，加强边境安全行动。

在债务上限方面，参议院修改版本将联邦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高于众议院的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公共债务将从目前约36.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未来10年再增加约3.8万亿美元。

“大而美法案”的财政影响极为深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税收条款在未来十年内将增加联邦赤字3.6万亿美元；宾大沃顿预算模型(PWBM)的静态分析结果预测其将导致联邦收入减少约4.35万亿美元；税收基金会的初步分析结果指向4.1万亿美元的损失。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西卡·里德尔指出，法案中部分减税措施的所谓“到期日”实为掩盖长期成本的障眼法——若这些政策最终被永久化，其财政成本将远超当前估算。

在债务利息方面，CBO预计：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4.5%，并且其他债券收益率与之保持相同利差，到2034年，利息支出将比基准预测多出1.8万亿美元。若再加上众议院和解法案所提3.3万亿美元新增借款，利息支出将再增6800亿美元。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估计：如果将利息支出纳入考虑，众议院预算草案在2034年会使债务总额增加约4.6万亿美元；若将减税条款永久化，则债务增幅将扩展到6.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接近100%升至128%；若永久化，这一比例将攀至132%。

“大而美法案”将使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4年的6.25%进一步恶化至2026年的7.0%，2034年甚至下探至7.8%。这一趋势已经引发国际评级机构的担忧，穆迪在2025年5月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时明确指出，多届政府与国会未能达成削减赤字与利息支出的共识，当前财政方案难以在未来多年实现实质性紧缩。

财政赤字的扩大将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债券市场。这可能会使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对中国的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例如，一些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减少对中国股市的投资，转而投资美国国债。

“大而美法案”可能加速美元地位的相对弱化。一方面，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将增加美元供应；另一方面，法案中的第899条款（虽然后续被删除）曾计划对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收益征收高额税收，这可能导致国际资本从美国市场撤离。这种资本流动的变化将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德意志银行外汇策略主管George Saravelos警告称，第899条款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将美国资本市场“武器化”的做法，可能将现有的贸易战转变为资本战。

对中国而言，美元地位的相对弱化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利于中国出口企业。同时，美元走弱不仅有助于抬升风险偏好，也有利于资金回流中国资产，A股在此背景下有望延续结构性修复趋势，重点关注消费、医药、金融与资源板块的配置价值。

“大而美法案”将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共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法案中的第899条款（尽管最终被删除）原本计划对被美国认为存在税收政策“歧视性”的国家的个人和企业，提高其在美国的被动收入所得税税率，包含股票和利息，税率最高达到20%。这一条款被认为是针对数字服务税(DST)、低税利润规则(UTPR)等被美国视为“歧视性”的税收政策。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企业研究所警告：“第899条款可能适得其反，削弱美国资本吸引力”。同时，法案中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限制条款（如限制中国企业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获取美国补贴）将迫使中国企业寻求替代市场和技术路径。

“大而美法案”对中国对外贸易将产生多方面影响。美国制造业回流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订单转移风险增加。法案提升企业所得税减免额度，允许企业对美国境内新建或购置的合格生产财产进行一次性扣除，降低制造业企业扩产成本。这将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设厂，过去，中国一直是吸引制造业的大国，美国许多公司也在中国投资设厂，未来这一部分蛋糕可能会被切掉一部分，中国制造业订单存在转移风险。

美国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美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若美国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中国的服装、电子产品、家具等商品对美出口可能会面临压力。然而，挑战中也蕴含机遇。法案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限制将加速中国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中国应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大而美法案”对中国投资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资本回流美国将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压力。法案对跨国公司在海外预留存的收入一次性征收14%，此后新增的利润不再征税，这将促使许多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同时在美国投资。美元大幅回流，可能会对新兴市场货币包括人民币产生影响，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也会影响中国吸引外资。例如，一些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可能会将资金撤回美国，以享受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面临更多限制。法案通过股权比例、技术合作、资金流等多重维度，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税收抵免之外。例如专门增加了有关许可协议的条款，如果一家企业和中国公司的技术许可协议金额超过100万美元，那这家企业就将失去获得补贴的资质。这使得中国企业通过在美投资建厂、合资经营或技术授权寻求同等补贴待遇的空间被压缩殆尽。然而，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国迂回进入美国市场。例如，国轩高科及多家电池材料企业在摩洛哥建厂，借助摩洛哥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条件，将这里作为对美出口的新通道，既规避了政策和关税壁垒，还能提升中国电池企业海外产能的利用率。

“大而美法案”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中国金融市场。汇率波动将增加企业的汇率风险。美国法案可能导致美元回流，美元走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这会对中国的汇率市场产生影响。汇率波动可能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企业的利润，增加企业的汇率风险。例如，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贬值可能会使出口商品价格更具竞争力，但同时也会增加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人民币贬值则会增加进口成本。

资金流动格局变化将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债券市场。这可能会使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对中国的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例如，一些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减少对中国股市的投资，转而投资美国国债。然而，长期来看，美元走弱趋势可能有利于中国资产。随着美国债务负担的加重，美元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资金可能会逐步减少对美元的投资，实现资产多元化配置。美元走弱不仅有助于抬升风险偏好，也有利于资金回流中国资产，A股在此背景下有望延续结构性修复趋势，重点关注消费、医药、金融与资源板块的配置价值。

“大而美法案”对中国不同产业将产生差异化影响。新能源产业面临政策调整。法案取消新能源车补贴，对新能源汽车加征使用费，取消拜登政府的绿色能源税收抵免。这将导致美国新能源市场在全球地位的下滑。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报告，2024年美国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10%，但市场份额仅为11%，远低于中国(50%)和欧洲(25%)的水平。若OBBB法案通过，7500美元补贴退出将加速市场衰退，多家机构对美国2025年电动车销量占比的预测集中在9%~12%之间，而之前普遍预期在15%左右。

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美国市场的萎缩将减少中国企业的出口份额；另一方面，无补贴时代下，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成本优势将被放大，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有望占据主动。例如，中国国内制造电池的成本已经低于80美元/KWh（千瓦时），而美国国内生产电池的成本在120美元/KWh左右，即使加上超过70%的关税，中国电池产品凭借多样化的产品类型和强大的交付能力依然拥有不俗的竞争力。

半导体产业面临技术限制。法案虽未直接针对半导体产业，但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限制。2025年4月，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产的主要半导体产品的税率从之前的25%加征至50%。此外，美国还限制中国企业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获取美国补贴，法案中专门增加了有关许可协议的条款，如果一家企业和中国公司的技术许可协议金额超过100万美元，那这家企业就将失去获得补贴的资质。这将加速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进程。近期，对于美国滥施关税，多家券商机构认为，将利好半导体国产替代进程加速，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半导体设备进口额同比下滑32%，但国产替代需求推动上游设备企业估值修复，如中微公司、华海清科等。

高科技产业面临投资壁垒。法案通过股权比例、技术合作、资金流等多重维度，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税收抵免之外。这将增加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投资的难度。然而，这也将促使中国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应加强国内市场培育，加大对国内新能源市场的支持力度，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中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面对“大而美法案”带来的挑战，中国外贸企业应采取以下策略：多元化市场布局。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例如，2024年对东盟出口增长12%，芯片出口目标占比提升至35%。同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加强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形成合力，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优化供应链布局。考虑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规避美国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限制。例如，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建厂，以规避美国关税。同时，构建有韧性的、国内海外双循环业务体系，如江波龙于2023年完成对巴西子公司的收购，经过2024年的整合，公司巴西子公司成功导入多种存储产品，公司将积极发挥巴西区域的低关税优势，继续拓展有价值的海外市场。

“大而美法案”将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以下机遇与风险：关注受益行业。美元走弱不仅有助于抬升风险偏好，也有利于资金回流中国资产，A股在此背景下有望延续结构性修复趋势，重点关注消费、医药、金融与资源板块的配置价值。同时，高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也将带来投资机会，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警惕汇率风险。美国法案可能导致美元回流，美元走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这会对中国的汇率市场产生影响。投资者应关注汇率波动对投资组合的影响，适当配置黄金等避险资产。把握产业链重构机遇。全球供应链重构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例如，中国企业通过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规避美国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限制，这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投资者可关注这些领域的投资机会。

面对“大而美法案”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政策应对：加强外交沟通与协商。通过外交渠道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协商，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分歧。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例如，加强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和经贸磋商，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点。优化国内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出台更多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稳定外资基本盘。例如，简化外资企业的审批流程，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规则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例如，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推动产业升级。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例如，继续完善新能源补贴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和使用，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同时，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中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大而美法案”是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调整，将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短期来看，法案将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推高全球利率水平，对中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造成一定压力。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也将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中国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对中国而言，应对“大而美法案”的关键在于主动调整、积极应对。一方面，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另一方面，多元化市场布局，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大而美法案”带来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中国应把握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历史机遇，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如历史所示，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的机遇，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应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挑战，把握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