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最后一幕发生在201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突尼斯总工会(General Union of Tunisian Workers)秘书长侯赛因•阿巴斯（Houcine Abbassi）主持了一场签字仪式，这将成为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命运的里程碑。他将突尼斯二十多个政党的代表聚集在议事厅，签署一份被称为 “路线图”（Road Map）的文件。

入场时诸位代表就震惊地发现自己必须在现场直播的电视摄像机前签署以下条款并接受其约束： 突尼斯现任政府整体下台，推选一个无党派的总理负责组建新内阁；建立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并制定选举时间表；修正和通过宪法草案。

对于主政的伊斯兰复兴党首领、时任总理拉希德•格努希（Rached Ghannouchi）而言，这无疑是一副摊在面前的镣铐。虽然明知今天来到此地的结果就是如此，但阿巴斯还是劝了他三个多小时，在 电视直播放送了三个小时的空镜头之后，人们才看到他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载入突尼斯史册的电视直播

这一切还要从四年前说起。2010年，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为抗议警察执法，在南部城市自焚示威。此事激化了民众对于失业、贪腐、物价等问题的不满，反政府示威游行愈演愈烈，迫使执政23年的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在2011年1月仓皇出逃。同年10月，突尼斯举行制宪议会选举，温和的伊斯兰派政党复兴运动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随后，他们违背初衷，开始在各部门安插自己人，并让宪法再次染上浓重的伊斯兰色彩，而经济管理也毫无章法、饱受诟病。

没过多久， 两次暗杀事件直接将民主化进程推向崩溃边缘。2013年2月，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民主爱国运动党（Democratic Patriots' Movement）总书记舒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被枪杀；7月，突尼斯人民运动党（People's Movement）领袖及制宪议会会员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遇害。反对派人士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下台，却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突尼斯陷入世俗派与宗教派角逐领导权的内战边缘。

2013年，反政府示威下的突尼斯几近内战边缘

其间，突尼斯总工会呼吁执政党和反对派进行对话，数月后，便出现了开头的关键一幕。在突尼斯，无人否认，如果没有总工会的参与，政局的稳定几无可能。

这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46年，在突尼斯独立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长久以来，通过组织地方性罢工等行动，总工会在争取工人权益、寻求社会正义方面保持着良好信誉，曾在本•阿里执政时期从他手中争取到为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

屡与当权者讨价还价练就了这个组织的斡旋能力，积累了足够的谈判经验。特别是秘书长阿巴斯，他身边的人都盛赞其个人魅力：拥有超乎想象的意志力、能力和耐心，主导过上百次谈判；如果得不到明确的回应，他可以花上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提出同一个问题。

决定突尼斯命运的对话

凭借这样的实力，突尼斯总工会吸纳了50万会员（相当于突尼斯人口的5%），在每个省都设有分支机构，其组织和理念深入社会底层。它内部的民主章程和选举实践开拓出大片其外部世界不具备的言论自由空间。 在突尼斯人的日常中，总工会是唯一可以与本•阿里政权相提并论的社会机构，而且它享有更大的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

同时， 总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国家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家拥有杠杆作用的社会组织，可以轻易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但微妙的是，它与历届政府又都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这需要其领袖人物拥有超乎寻常的平衡与斡旋能力。

在居间调停的过程中，反对派甚至一度怀疑总工会只是复兴运动党手中的工具。但关键之处在于，自成立以来，总工会容纳了来自多种政治派别、社会群体和不同地域的成员，包括工人、雇员、医生等等， 它的工作能否展开必然取决于在不同的利益、地区和政治观念的冲突中保持哪怕是脆弱的平衡。 所以主导总工会的行动的因素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某一个党派的势力，而是各种不同利益间的折衷。也正是这一种政治文化让这个组织得以召集二十多个不同的政党坐在一起、和平对话。

2013年的一次会议中，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的多名代表

所以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分析指出：“突尼斯的故事并非是某个比埃及或利比亚更成熟的政党、作出了更负责任的选择，它的政党跟其他陷入动荡的国家一样糟糕，但是无党派组织和其中的优异个体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这一次， 突尼斯总工会是与 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制品联合会（Tunisian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Trade and Handicrafts）、 突尼斯人权联盟(Tunisian Human Rights League)和 突尼斯律师协会(Tunisian Order of Lawyer)三家机构共同组织了这场全国对话大会，最终推动了突尼斯的和平民主进程。

组成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4个组织的领导人

其中， 突尼斯律师协会成立于1887年，是四家机构中最古老的一个。其主席穆罕默德•法德赫•马赫福德（Mohamed Fadhel Mahfoudh）曾明言，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协会，更是一个激进组织，很多突尼斯律师都曾留学法国，他们秉承宪政原则和共和精神，在独立运动中发挥过引领作用。“无论在法国殖民政府还是本•阿里治下，我们一直扮演着一个反对派的角色。“

另一个组织 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成立于1947年，代表着各行业中小企业的利益。在平时，代表雇主利益的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与代表劳工利益的突尼斯总工会本属对立关系，在此刻却可以放下利益冲突，共同致力于推动民主进程。

在四大机构组织了那一轮决定性的对话之后，突尼斯依据各党派共同签署的“路线图”，于 2014年2月推行了新宪法，并于 10月和11月举行了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突尼斯呼声党（Call of Tunisia）候选人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成为首位民选总统。2015年1月，突尼斯议会正式投票通过由无党派人士哈比卜•埃西德（Habib Essid）出任总理并组建新一届政府。 这标志着突尼斯民主政治进程终于平稳过渡。

2014年，在突尼斯国会大厦里，议员们庆祝国家新宪法的通过

通过对话让执政党放弃权力，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全世界在解读突尼斯的“例外”时均强调这个国家普遍懂得如何 妥协——突尼斯人权联盟主席阿布德萨塔尔•本•穆萨（Abdessattar Ben Moussa）说：“ 这证明了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对话而不是武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对话能够在突尼斯成功的原因：“我们不但有觉醒的年轻人，还有接近西方先进水平的教育体系，我们的行动获得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支持；我们的妇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职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精细的社会，我们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

诺委会主席凯茜•库尔曼•菲弗（Kaci Kullmann Five）也说，“突尼斯经历了基于活跃的公民社会之上的民主变革，人们要求国家尊重自己最基本的人权。”在“茉莉花”之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已具备公民社会空间，因而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实现了早期的和平过渡；而叙利亚丶利比亚长期受到独裁者的严密控制，公民社会几无立足之地，对话缺乏空间，一旦发生变革便是最惨烈的内战。

民主的胜利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则表示，“突尼斯在前领导人下台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独特性和重大意义。首先，这表明伊斯兰教和世俗政治运动可以相辅相成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突尼斯的例子突出了对话的价值和区域冲突中民族归属感的作用；其次，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尽管困难，但最终成功实现了自由选举，促使政权和平交接。 当前，突尼斯仍旧面临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诺委会希望这个和平奖能够保卫突尼斯民主，并且激励那些在中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谋求和平与民主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