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以二陆二首诗为开讲，三年后朱熹步原韵回诗而告一段落，围绕“为学工夫”教育治学，作了理论上的分歧发言，引导了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学术论辩讲会高潮。鹅湖之会论及教人，朱子之意是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朱以陆示教人为大简。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形成心性之对立的见解，因而为尊德性而道问学，展开了学术论辩。

论辩中共列举出十几个问题，四大主题分别是：读书崇理，论观无归，简易之法，邑于支离。“庆元党禁”之后朱、陆二派的理学家受到朝廷的打击，闽、浙、湘、赣四大门派的59人遭受禁毁，一段时期书院与理学教育受到严重的打击。

恰恰是在这种高压政策的压迫下，民间的理学士贤，自我凝聚、自我认同，开办民间书院继续传播理学教育。嘉泰二年(1202）朱熹去世后的第二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宋宁宗首先解除了“庆元党禁”令，嘉定元年（1208），徐子融、陈文蔚等朱子后学曾先后建四贤祠于鹅湖寺，将朱陆同堂而祀，旨在调和、折中鹅湖这场“心性”争论。陈文蔚的《双溪书院揭示》，徐元杰的《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都是受鹅湖朱陆之辩影响，陆氏后学，绍定年间任职江东提举后学又兼提刑的袁甫，曾作《四贤堂赞》。

鹅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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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白鹿洞书院教育

鹅湖之会后，朱熹知南康军，恢复白鹿洞的教学并制定学规。这充分体现了白鹿洞书院教育以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的特色。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洞规”，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教规，影响深远。

海内知名学者多来这里讲学，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君子义利之章课题，开创了一场学以致用的讲学规程，达到了不曾预想的效果。因此，白鹿洞书院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学术重要的教育学府，在我国哲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有“庐山古迹以百数，惟白鹿洞书院最胜”的称誉。

朱熹是南宋“东南三贤”中杰出的教育家，一生与书院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考亭学派，都是在各地书院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笔者曾经考证了与朱熹教学生涯有关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由他所创建的有3所，读书讲学的47所，题诗赋词的13所。

纵观古代书院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说是天下第一人。他是推动南宋书院教育和传播理学格物致知发展与普及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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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与象山书院教育

陆九渊创办的象山精舍，不仅建筑“气象万千”，而且教学和管理都颇具特色。首先，陆九渊规定了“明理、志道、做人”的教育宗旨；确定了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论语》《孟子》以及尚未编印在学徒中相互传抄的《象山先生文集》作为讲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主张，陆九渊在象山精舍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运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诸如严肃认真的升堂讲学，颇似禅宗机锋的谈话教学，切己自反、改过迁善的自我修养，偏重精专创新的读书指导，寓教于乐的野游活动。除此之外，陆九渊在象山精舍办学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不用学规，而提倡言传身教、相互感化；二是不建学生居住的斋舍，而要学生自行结庐而居，自己携粮就读。

虽然学徒来应天山求学，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由于陆九渊独树一帜，久负盛名，因而“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其化，故四方学徒大集”。象山精舍，平素就读的学生大约百人。五年之中先后来求见问学者“逾数千人”。在众多的弟子（包括此前门生）之中，据考证“卓然见于史册地志者，亦七十余人”。其中考上进士者计二十六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则要数“甬上四先生”——杨慈湖、袁洁斋、舒广平和沈定川了。此时的陆九渊名噪一时，以至广泛流传着“非从学象山不得为邑寓贤”的说法。由此可见其声誉之高，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所以清代全祖望在全面考察书院教育“始终盛衰兴废”之后，指出：“岳麓、白鹿……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乃为“南宋之四大书院”也。

陆九渊在象山精舍历时五年，绍熙二年（1191），奉诏知荆门，临时嘱托门生傅季鲁代为主掌，该书院一直延续到宋庆元二年（1196）贵溪知县刘启晖立祠泉山方丈之址。门人“春秋致祭惟谨”，彭世昌曾为其购集图书。绍定三年（1230）杨简门人赵彦悈任江西提刑，重修精舍，并作《象山书院记》。宋绍定四年（1231），陆九渊的再传弟子江东提刑袁甫，以应天山祠宇荒颓、交通不便为由，将书院改建于县城信江南岸的三峰山下的徐岩，书院落成，袁甫具以本末缘由上奏朝廷，绍定五年（1232）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袁甫还为象山书院确立了教育目的——“明道”，并将《陆象山文集》列为书院的教学内容，由于袁甫的亲自谋划，书院日益兴旺，以至“远近学者，闻风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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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与丽泽书院教育　

金华丽泽书院由吕祖谦创办，是当时国内主要学派常驻切磋问学之所。当时，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纷纷前来丽泽书院探讨商榷学问。“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金华学派得以创立。丽泽书院遂与岳麓、白鹿洞、象山并列而称南宋四大书院。

丽泽书院不受官府限制，书院讲学教育往往采取比官学更为自由的形式，其教学内容亦如此。丽泽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吕祖谦讲学授徒的同时，还邀请薛季宣、叶适、陈亮、陈傅良等前来讲学，吕祖谦也曾到东阳友成书院、开化包山书院、浦江月泉书室、西安明正书院、嵊县鹿门书院等处讲学。德高望重的宿儒名师也经常互访讲学，交流学术思想，丰富和活跃书院的讲学气氛。

同时，听讲者亦不限于本院生徒，四方学士皆可前来听讲问道，许多学士因慕名师而趋奔书院，有时达数百人，许多生徒在聆听了大师们的高论之后，受益匪浅，学问人品日益长进。丽泽书院的教育“会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浙东学术的繁荣，同时也为书院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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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与岳麓书院教育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单就清朝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万名学生，其中包括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杰出人物。

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直到清末书院改制，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又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成立湖南大学。1000多年来兴学不辍，堪称举世罕见的“千年学府”。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颁发经书，亲书门额“岳麓书院”。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张栻主持书院，朱熹曾两次亲自讲学，当时学生多达千人，故有“潇湘洙泗”之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摇篮，而且历代著名学者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曾来此讲学或主持书院教育。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在我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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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在教育上的特点

书院在教育上，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的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年代和地区，也正是书院兴盛的时期。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大都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多为书院的主讲，这是书院的传统。

第二，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教育形式。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但较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自由得多。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

第三，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著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慕名前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第四，书院的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作读书日记。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书院制度始于私人教学，以后也多属私人教学的性质，主教书院的名师热心教席，慕名求学的生徒能虚心请教，所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本文刊于《金华日报》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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