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红：各位同学下午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们中哲教研室的前辈、也是资料室的创办人——袁伟时老师。同学们从2022年9月开始整理资料室，经过三个学期的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这个供大家学习交流的公共空间。我们将以茶话会的形式，定期邀请中哲的老师们到资料室来跟大家聊天。袁老师，同学们想听您讲故事，包括您治学的心得，中哲学科、资料室的历史。

袁伟时：那我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两篇文章说起。文章写什么呢？是写蒋介石的是是非非。那个时候的那种情绪，可以想象，我一写就写到4万多字。这4万多字不容易，那时候中大图书馆的书还没整理好，关于这一方面的书乱七八糟。中大图书馆的一些管理人跟我认识，他就帮我找了很多蒋介石的书，而且最初是国民党“中宣部”印的，那就根据很多很多这样的材料写出来。

郑淑红：国民党“中宣部”什么时候印的？

袁伟时：国民党啊，不是中国共产党啊。蒋介石呢，有一个特点，他就很喜欢做校长，训练他的学生，一方面拉帮结派，办黄埔军校，培养一批军人。另外一方面呢，他到处办训练班，叫“中央训练团”。凡是做到中学校长以上的，一般行政级别到科长以上的，都要到他的“中央训练团”去训练。在那里面他的讲话什么的，国民党的“中宣部”就印出来。印了好多，我们这个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书。你去看的话，可以看见很多，都是那种很糟糕的纸，土纸，字也很小，我就是这样看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啊，眼睛也没问题，看下来就写了4万多字。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没有电脑，我就用手写下来，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了：我后来就请人家输入，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电脑的版本跟现在的大不相同，前一些时候我想整理了。糟糕！碰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那个编码呢，他那个给我输入的，整篇文章都是用尾注，好像有100多个注吧。现在我想变为每页重新编号，这样就好看一点，因为我其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用脚注，每一页重新编码，但是这篇文章变不了。现在的电脑要改非常容易，但是，它那个还不行，我找人来帮忙也不行，这个就麻烦了。但是那样的文章呢，现在也写不出来了，因为材料也不在手上，而且那个时候情绪比较大，不是那么冷静，写文章不能那样写的，要写的比较冷静。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一定没有发表，其中有一些材料在有些文章里用了，但是基本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郑淑红：透露一点您的研究成果，就是对蒋介石的看法。

袁伟时：那个就不要讲了，要讲呢，光讲蒋介石一个下午都不够，太多了。

郑淑红：那什么时候能发表？

袁伟时：现在编在书里面，现在没有哪一个刊物愿意发表的，可能就是这样。那以后呢，我就放下来了，为什么放下来呢？我说我原来写现代中国哲学，就是19—20世纪的中国哲学。所以要从我的文革后的学说讲起，文革前的基本上浪费了。我57年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没有学位的，说学位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那我们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硕士。

郑淑红：57年还没有开始文革，为什么也不行呢？

袁伟时：57年就已经开始那种所谓“反右”，而且一回来以后，就“反右”，我们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反右”了。开始读的时候，按照苏联的制度，56年提出“双百方针”，就说你们这批人将来毕业跟苏联一样给“副博士学位”，苏联的制度叫副博士，大学都高兴呐，但到时间了，什么都没有（笑）。那一回来以后呢，我就教政治经济学，不能自己乱讲。“反右”以后，必须按照上面的观点，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些，现在叫《求是》，那个时候叫《红旗》杂志。这跟我这样的人的性格啊，就完全不合了，我这个人就喜欢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转向历史了，因为我原来就很喜欢历史，转向历史呢，到文革结束。那个时候哲学系的中国哲学，杨荣国（长沙人，1907—1978）老师和他的助手们是一个团队，那我就说要参加到这个团队，杨老师也同意。当时他说，你负责鸦片战争以后那段。因为那一段是空白，全国都没有这方面的教材，这方面的文章都少，所以那个时候全国各个大学都想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的，中大这里我算一个。那时候这才成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就三个人：一个是丁宝兰教授，你们可能都没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是我；还有个资料员。

郑淑红：资料员是谁呀？

袁伟时：黎洁华，认识不？

郑淑红：认识，我读书的时候她还在资料室。

袁伟时：77还是78级，她做过他们的辅导员，他们就很熟悉，有什么活动就找她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学校里面给我们一年2000块钱的费用。我就说，这个钱呐，大家什么都不要用，唯一的用途就是买书。最初这个资料室里面的第一批书，都是靠那些每一年2000块钱买书，那个时候书也便宜，几块钱一本书。

郑淑红：几块钱已经挺多了，那时候工资才多少？

袁伟时：那个时候一个月有几百块钱，200多吧。

郑淑红：教授200多。

袁伟时：差不多，没有升教授以前，刚刚文革结束有200多，后来涨到三四百块钱的样子。我要写这个，全国都有人要写，那个时候华东师大一个教授叫冯契（诸暨人，1915—1995），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是西南联大哲学研究所毕业的。他这个人人品很好，学问也好，为人也好，又是国务院学科评审组的成员。他就牵头来做“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想组织全国各个学校的人都来参加这个项目。大家都参加，他也邀请我参加。我就想一个问题：要是我参加进去呢，我只能够按照冯契老师的观点来写，他是主编，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他的主张，我那个时候还是讲师，我能决定什么？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我不参加你这个组，我自己独立做。我自己独立做呢，就麻烦了。那个时候申请项目，冯契是学科评审组的成员，所以说，运动员、裁判员都是他。结果那个项目只有冯契老师那个组，那个团队得到。得到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就一分钱得不到。好在校科学研究处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科，一个科长说：“袁老师你去做吧，你做的话，你出差的费用、收集资料的费用，我给你，到我这来报销。”那我就可以做这个了。结果呢，我走遍了10个省市，利用了30多个图书馆的资料，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我估计这里还有。有没有？

郑淑红：好像没有，没看到。

袁伟时：那就没办法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那个时候出版上册，还可以继续往下写，光是那本书就好像60万字。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郑淑红：我读书的时候都没看到过。

袁伟时：是中大出版社出的。87年全国第一次开讨论会，开“中国近现代哲学”讨论会，那个时候要在中山市要办一个中山大学分校，我奉学校的命令负责这项工作，走不开。我就叫我的两个研究生，一个是黎红雷，一个是在深圳工作的黄小榕，他们两个带着我的100本书到会上去。他们一看，算是评价很高吧，当时成立“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就选我做副会长，会长就是西南联大出来的一个老先生，为人很好的，石峻（字柏宓，零陵人，1916—1999）教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就是他编的。

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郑淑红：他的资料选集我们这里有。

袁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