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宁波北仑区姚张村，一条约两米宽的土石路上，曾设置了一处停车收费点。告知牌上写着：“包月100元、包半年350元、包年600元。”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支持者认为，道闸有助于疏导外来车辆、缓解村内拥堵；反对者则指出，此举涉嫌圈占公共道路资源，违反《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不得向通行车辆收费”的规定。

姚张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收费措施已通过村民会议表决和街道审批，并有区级文件支持。然而，舆论质疑并未平息：这种做法是否合法，依据为何？背后的利益分配与治理责任又该如何厘清？

类似做法在江浙沪及广东部分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一些村庄设置道闸，划定“管控区域”，并由第三方公司运营，对租户及外来车辆实行分时段收费。同时，规避收费的现象也衍生出新问题，不少车主将车辆停放在数公里外的断头路或非机动车道，导致违停隐患加剧。

停车难是许多村民的共同困扰。杭州上城区某城中村租客陈刚回忆，村里收费前，“僵尸车”和大货车随处可见；收费后，部分大货车撤离，一些租客随之离开。但由于该村地理位置优势，又有新租客涌来。至于停车秩序是否改善，他表示并没有太大变化。不少车为避费，转而停在村边断头路，或者仍然停在村里，隔一段时间跟着其他车“冲卡”出去绕几圈再回村。

在陈刚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车实在太多”。他租住的村里，至少有1500户人家，每户有一栋楼，除租给小厂或作坊和房东自住外，楼上24户人家中，超过20户有车。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一般都有两辆车，村里平时都是车挨着车，一不小心就剐蹭。

这一现象引起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的关注。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检察官张雪倩指出，这种在进出村庄的主干道上设立道闸，将整个村庄设置为停车场进行收费的行为，实为变相圈占公共资源。调查结果进一步指出，部分村庄密集安装十余处道闸，有的道闸紧贴红绿灯设置，两村交界拱桥两侧各设闸口，甚至有六车道市政道路被截为“断头路”，不仅堵塞交通，更威胁公共安全。

类似的停车乱象并不罕见。2021年，东莞出现“围村收费”风波，不少市民持续举报投诉引起媒体关注。东莞市交通运输局随后对涉及公路用地范围的违法设置的闸口进行整改。深圳市纪委监委也在2023年进行过专项整治，立案查处多人，推动公安交管部门罚没违规收费款，退赔群众损失。

多地村委多以“村民自治”回应质疑，称收费方案经村民表决通过。例如，宁波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表示，方案由村两委研究制定，随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东莞大朗镇杨涌村也表示，设立停车设施的依据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村内部属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组织依法自主经营管理。

专家指出，判断“围村收费”是否合法，关键在于土地使用性质以及停车场建设和管理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吴昭军表示，村道与村内道路并非同一概念。根据《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村道是农村公路网络的一部分，承担公共通行职能；而村内道路则通常位于村集体土地范围内，产权归集体，管理权属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林辉煌也表示，集体资产可以通过村民自治、集体表决来决定利用方式，前提是合法且不违反公序良俗。若停车场的范围系村庄内部公共用地而非公路，应依据土地管理法评估。此外，建设停车场还需取得相关行政审批。

多位受访者反映，部分村庄停车资格按户口划分，本村村民免费停车，外来租户则需缴费。这种收费差异引发不满。收费政策催生出隐性的利益链条，一些租户通过房东挂名登记车牌，以争取优惠。即便缴费，停车难题仍未缓解。有村民对这种外包的运营模式表达不满，认为用的是村集体土地，收费却归第三方公司，真正获利者不明。

当下，“围村收费”已成为村庄治理与法治边界的一道现实考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这一现象反映出村集体在管理公共空间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一矛盾愈加突出。东莞市较早探索规范化治理，出台《东莞市村（社区）停车规范管理指导意见》，提出多种围合方式，兼顾治安联防、环境整治与车辆集约化管理。然而，规范化探索过程并不顺畅，收费标准和合法性成为焦点。专家建议，应推动村民自治与政府监督同步发力，保障治理公开透明，防止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