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代表人物有吕不韦、刘安、尸佼等人。
（一）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约前290—前235），战国末年秦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在赵都邯郸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即异人），以“奇货可居”之因而出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其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国职务，出居河南封地。后秦王政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等三个总题目，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该书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有系统，编著上有理论，内容上也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即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在该书《序意》中说，此书对各家均持公正态度，一视同仁，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十二纪”是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各五篇，共六十篇。内容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认识与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与为君等。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将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如《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维护君权思想，主张维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再如《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并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但对墨子“非攻”即反对战争的思想则进行了批驳，而是主张兴“义兵”，认为“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能够除暴安良，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
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行将出现的秦国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的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以及节欲、运动等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又因出于众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等。
二、刘安与《淮南子》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十六岁的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进行高度评价的著作。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一书，后被称作《淮南鸿烈》或《淮南子》。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刘安还是中国豆腐的创始人。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该书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神话材料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仰赖此书得以流传；还有塞翁失马、削足适履、掩耳盗铃等一系列成语典故，均出于《淮南子》。
《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鸿”即宏大之意；“烈”即光明之意，讲的是光明宏大的道理。《淮南子》当时分为中篇、外篇和内篇。内篇主要是宇宙论的学说、人生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外篇和中篇按历史上的说法讲的是黄白术，也就是炼丹术，从现在看来就是古代化学，所以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可惜没有传下来。可以说，《淮南子》既是一部总结性著作，又是一部很有创意的著作。现存《淮南子》即内书二十一篇，商务印书馆有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曾为之作序。
三、尸佼与《尸子》
《汉书·艺文志》称，杂家有“《尸子》二十篇”。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尸子》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
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节葬”、“非乐”是从墨家学派吸取而来。
“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他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他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尸佼将名分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 “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用贤则国盛；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他还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和百家各说，将其加以选择、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尸子》还包含着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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