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方的通报措辞中，最后一句写的是“愿遇难者安息，生者警醒”，显然是将张包钢排除在外，他没有资格纳入“遇难者”名单，因为他是杀死20人的凶手。
那个理应被唾弃的人。
在张包钢一事上，让人关联2013年的陈水总，他也在公交车上制造了爆燃事件，杀死47人。张、陈两人在绝望之下制造了类似的城市屠杀，而受害者当中都有高考生，令杀戮更显残酷。
时隔7年的两桩公交谋杀事件，比较起来看，有如下一些异同点。
陈水总犯案之后，他的全部遭遇都被媒体起底，这是个什么性格的人，遇到了什么，他在公交车中最后阶段的举动，也都被目击者从不同视角拼凑、还原。
遇难者的情况也有充分展露。一个求死之人与一群无辜者的相遇，让最后的人生轨迹悲剧性地交集，整个故事都被揭露出来。
面对这样的故事，社会舆论的反应反而是复杂，愤怒有之，同情有之，陈水总本人也承受了非常矛盾的看法。
这可能是“善待个人、恶猜公权”原则最后的回光返照，从此之后，这个原则将走到它在公共领域的尽头。
张包钢驾驶2路公交车，冷静地裹挟全车乘客，冲进水库中，以突如其来的攻击行动实现了最大程度对平民的杀伤。他溺毙之后的公开评价，见证了时移世易的社会风貌。
首先，与陈水总时媒体负责报道事实很不相同，张包钢案的全部核心信息由警方披露，它是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来源。
财新作为例外，发过一个长消息，很快删除。原因估计是跟事实勘误有关，虽然自管公房的产权属性较有历史倾向性，但绝对不等于财新所言的“老宅”，对事实有洁癖的财新不可能不有所反应。
其次，一个也许不算是微不足道的情况，是张包钢在99%的引用中被称为“张某刚”，唯一坚持全名称呼的还是财新。
在新闻人物中以“某”或“某某”称呼，是官方文件的固有格式，司法文书、判决案例中更是普遍。面对这种状况，媒体一般像处女座那样，会特意地补全被“某”“某某”代替的真名，这几乎算是编辑的基本操作。
在张包钢案中，这个编辑守则失灵了。
除去那些个案因素，比如张包钢激起的愤恨之下，人们不在乎他姓氏名谁。不揣冒昧地说，这是警方公告主导热点事件信息之后，公文格式对一般舆论在措辞上的实际影响。
它不只是某或某某这么简单，它代表着一种意识，一种无意识，一种对信息流向的接受态度。
陈、张两案的最大不同，当然是新闻人物的背景展现在详细程度上有了七年悬殊。就舆论的表现看，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绝大部分的舆论立场是从它产生的，并在背景匮乏与否的有限争论中被巩固、延伸。
观察到的一个论点是：关注张包钢的背景信息，就是对他的共情。与此相反的论点是：关注张包钢是一个怎样的人，与谴责他的罪行并不冲突，更不是同情或共情。
比较而言，前一个论点更有优势，吸引了舆论场中最大多数的表态。为了保卫这个论点，持有者描绘了一个可憎的张包钢画像：一个在没有前途的绝望中沉沦为杀人犯的中老年卢瑟。
分论点则用列举法呈现，比如：
——他失败的婚姻，造就他阴沉的性格。
——自管公房的产权不属于他，所以贪得无厌，更无对抗强拆的事实基础，进而粉碎抗争者的粉饰。
——申请公租房的失败，目睹拆迁现场、求助市长热线无果等，导火索般点燃厌世者的杀心。
对张包钢失败型经历及人格的想象，完全建立在官方通报的信息基础上，完成了一次远距离的、靠有限信息勾勒的反社会罪犯的面貌。相较后一个论点，它很容易点燃且分享情绪：对遇难者的同情，对张包钢的敌视。
后一个论点在自我保卫上遇到了这一剧烈的社会情绪的挑战，显出了明显弱势，因为它试图唤起理性，也试图拓展既有事实信息的边界，甚至想将自管公房的历史问题引入议程。
从结果看，试图拓展张包钢案信息量的那一方没能成功设置议程，它的辩证思维遇到了障碍，乃至于不亚于针对张包钢本人的那种讨伐烈度。它被贴上了“与杀人犯共情”“报复社会的帮凶”等标签，遭受了猛烈的批判。
对遇难者的痛惜，对张包钢的仇恨，对背景信息派的攻击，成为一气呵成的、无障碍的观点流向，并且在三者中的任何一点上都以凝聚其他两点的方式，抬升情绪的烈度，增强攻击力。
背景信息派的有理或无理，暂且不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张包钢背景信息的灭失是一回事，随之而来的，20名正牌遇难者的背景信息同样无法展现。他们在登上这辆2路死亡公交车之前来自哪里，要去到什么目的地，当天被定格的人生最后一天的情景，总之是一世为人的种种，同样失去了能见度。
种种可以想象的考虑、禁忌，让20名遇难者、15名伤者先是出现在张包钢的谋杀专车上，而后又退却到信息之幕的后面，他们因为匿名、隐退成为公共事件中一群“不可思议的受害者”。
对这种引导了“匿名”“退隐”的机制与原理，我没有褒贬的看法，因为它不只是一种优势地位的观点，更是一个事实。
只想提醒的是，从新闻、传播及舆论的线索看，十多年来，独狼型杀手在信息流中的呈现状况流变不居，而今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他们被压缩在极其有限的信息境地中，受到了强烈且一致的舆论审判，他们收到的同情历史性地缩减到稀少的地步，他们收到的仇恨则前所未有地暴涨。
人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推断是，张包钢没有合理地使用他的仇恨，所以他遭受规模更大的舆论仇视是理所应当的，无须视其具体处境而有所保留。
作这些比较，也不是说陈水总那个时候有多合理，张包钢这个时候有多不合理，而是希望提醒这样的转变已经到来。这一转变不仅影响我们对一个人（不只是罪大恶极的凶手）的看法，更关键的是，它影响了正义的定义，或者说重新定义了正义。
不管是陈水总还是张包钢，以其罪大恶极的手段，法律上不存在任何疑惑，肯定是明确无误地指向终极的惩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攻击行动未给自己留下丝毫余地。
正义的概念五花八门，此时此境，它是一个等式，它等于法律乘以舆论思潮。正义仅仅靠法律支撑是不够的，社会思潮越来越起着决定作用。在张包钢案上，背景信息派之所以落败，是因为他们不站在社会思潮这边。
反之亦然。
一个随之而来的新情况是，如此境遇的正义，正在定义着我们每个人，也定义着社交关系、彼此认知，决定着相互打量时的眼神，从而让个人与网络都受到正义易变性的影响。
作为它的后果之一，兴许是灾难性的，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那就是：人们在一个悲剧中能够获得除仇恨之外的东西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困难。要么在一个悲剧中捕风捉影，要么在其中随波逐流。一个具体的悲剧被悲剧性的氛围所环绕，很难说是好是坏。
我同意那个观点，张包钢制造的恐怖杀人事件，没有任何可以为他辩护的理由。探寻其行为模式的背景，试图找寻其一般性根源来稳定社会基础，可以将这种努力视作一个中间的立场。
不过，可能要理解的是，这样的立场没有进路，不被允许，不受待见。它并不能总是站在时代思潮的那边，这是我们与时代相处的罗生门——即使对那些在张包钢舆论上持有优势观点的人，也是如此。
一个不需要多研究即能看清的周期性变化是，张包钢案上表现出的舆论倾向，是对新闻黄金时代信息规则、社会心态、公私立场等的全面逆反。这是师大思潮的一部分，没有办法。
在许多新闻事件上，在观点竞逐的网络空间中，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是坚持正义的一方，统摄了人们绝大部分的心神。而我觉得，正义或表达正义固然重要，可始终要有个相反的意识来提醒自己，什么是不公正。
在一个重大的悲剧事件中，如果人们无视可以获得的丰富面向，满足于人云亦云，哪怕有苟延残喘的辩论也无法照亮事实，人们都放弃了，那就是不公正降临的时候。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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