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藏有东汉时期木简一组，共17枚，馆藏号为Z0058。建国初期购得，原收藏者周炳南有题识云：“1920年春掘得于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外之沙滩中”，但未注明其具体地点及方位。
17枚汉简，释文如下：
1 ·右條官牛将轉出入□□
2 □□遣宜持鱼一枚□
3 武夷徒王□□
4 □馬人塞今還□
5 □使人塞今還□官前卅人轉
6 □□官鄯善督使居寕□
7 □入三百廿五钱 入二百六17钱
8 □到亟馳詣官□
9 □史就□□
10 □□□
11 □情何有□
12 □□□所□
13 □□□ 一匹
14 □□月□必□
15 □ □人支誠 □
16 □□□傳審再拜 □□
17 府君教 敦煌长史印 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起
木简时代。第17号简下端书“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史载东汉桓帝、刘宋文帝纪元年号皆有“元嘉”。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桓帝元嘉二年九月为戌寅朔，廿日得丁酉。宋文帝元嘉二年九月葵丑朔，廿日壬申，与简文不和。因此，此简确系东汉桓帝元嘉二年（公元152年）之物，其余木简当为同时期之物，即东汉元嘉时期。
木简内容。木简的文字不多，但性质多数可以判定：1、3、7号为簿籍，其中1号简为官府牛车出入塞防之记录簿。3号简为刑徒名籍簿，汉时罪人定刑后，可戍边以赎其罪，因而免带刑具，或免除强迫性管制，称作“弛刑”。简文“武威徒王□”乃武威发遣至敦煌边塞以为劳役之弛刑徒。7号简为钱财出入簿记。
2、4、5、6、8、9、11、12、14号木简为官文书。
13号简或为楬识笺牌，已残，原形状不明。
15号简性质不明，疑属名籍之类。
16号简为书信，“再拜”一词，屡见于汉简至书信札牍中。
17号简乃邮书记录，居延简自称之为“过书刺”文书，即烽燧邮驿记载过往邮书之簿册。该简书式分上中下三段，与居延简大致相似。上段“府君教”，乃文书性质、名称；中段为文书之缄封、发至者；下段书发书之时日。此简所记之文书，由敦煌长史封发，故中段书“敦煌长史印”，可证文书经敦煌长史以官印缄封。因此，“府君教”当指敦煌太守教敕部属之文书。此简下段最末一字“起”，意为文书起程。居延及其他敦煌简或写作“起府”、“起官”。
汉魏时期，敦煌郡不仅为河西塞防之前哨，中西交通之门户，同时亦为经营西域之基地与中心。东汉自班超东归以后，西域屡次背叛，攻剽都护，朝廷于永初元年（107）被迫“诏罢都护”。《后汉书·西域传》载：安帝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守伊吾，招抚诸国，为匈奴所攻没。曹宗请出兵击之，朝廷不许，仅置西域副校尉，常居敦煌，将营兵三百人，对西域实行羁縻。从此，历任敦煌太守、长史，多主持西域军政事务。同书载，桓帝元嘉元年（151），北匈奴呼延王攻伊吾城，敦煌太守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兵士四千余人至蒲类海击之。次年元月，即17号简之元嘉二年，于阗国攻杀西域长史王敬。敦煌太守马达欲将请郡兵出塞击之，桓帝不许，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又次年，即永兴元年（153），太守宋亮立车师后部故王之子卑君为后部王。直至桓帝永寿四年（158），新疆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刻石铭，犹为“敦煌长史淳于伯隗”所作。可见，在汉与西域所维持的极其微弱的关系中，敦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述之元嘉二年敦煌太守先为马达，后为宋亮，17号简的府君，可能是宋亮。
尽管敦煌研究院藏这组木简残断且字数不多，但对研究敦煌的早期历史及其敦煌与西域的密切关系，不失为是一批重要的资料。
参考文献：
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1985年总第5期。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朱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