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二文渊阁简史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

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

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

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文渊阁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

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

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 这时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

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

《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三文渊阁建筑

乾隆四十年(1775)，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

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筑则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

天一阁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

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

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文渊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

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并于次年春入藏宫中文渊阁。作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库全书》，乾隆帝对书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

四文渊阁管理

乾隆帝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位置。

文渊阁作为皇家藏书重地，随着《四库全书》的入藏，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

领阁事上传下达，总司其责；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收发、扫除等各项杂务；直阁事、校理、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

为便于管理，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作为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以及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自此而后，“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员，则“每日轮派二人当直，辰入申出，率以为常。遇有查取书籍等事，即令当直校理经管，随时存记，以备查核。

其一切上架、启函、翻检、点阅等事，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公同照料，俾宝文典”。凡遇当直，皆由“官厨设馔同餐，午后乃散”。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时期的曝书，也是管理工作的重点。

原拟章程参照宋代秘书省每年仲夏曝书成例，定于每年五六月间曝书。

但全书贮阁之后，考虑到当时宫中其他各处书籍例于每年三、六、九月晾晒的实际情形，主管大臣特别奏请将文渊阁曝书改为三、六、九月，以与宫中惯例相一致。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帝允准。于是，每年数次的文渊阁曝书，成为一时盛事。届期，上自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下至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各级官员人等齐聚一堂，“将插架诸书按部请出，交校理各官登记档册，检阅各官逐一挨本翻晾毕，即敬谨归入原函，以昭慎重”。

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时间一长，不免出现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也成了应付差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

乾隆帝认为，“文渊阁提举阁事一员，系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充，其司员以及看守扫除之人，皆其所辖，呼应较灵”，下令将阁中一切事务“交提举阁事一人专为管理，其领阁、直阁、校理、检阅等官，俱作为兼充虚衔，不必办理本阁事务”。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乾隆帝也认为，“各书装贮匣页用木，并非纸背之物，本可无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时所能翻阅，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损污，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后止须慎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无须奉宸苑经理。庶专司有人，而藏书倍为完善”。于是，曝书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禁御重地”。

文渊阁设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于是，大学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关官员，详细商定文渊阁官制职掌及各项管理章程。

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