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冉出生于2005年2月26日，五年半之前与父母一起从中国来到荷兰踢球，2017年加入海牙俱乐部，出事前在海牙U16青年队中效力。虽然才15岁，但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83米，可以担任前锋、中卫等多个位置，曾在荷兰U13联赛中打入30球。此前王凯冉还入选过中国U14国少队，也曾接到过U16国青队的邀请，但因新型冠状病毒未能成行。

海牙足球俱乐部的声明中写道：“马克斯(王凯冉)精神强大，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家人始终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他为人友善礼貌，尽管他十分谦逊，但在小组中，马克斯始终表现出色。

荷兰当地时间本周四，海牙俱乐部为王凯冉举办了一场私人悼念会，让人们有机会向王凯冉告别，并向王凯冉的亲属表达哀悼。

想到意外去世的名人艺术家们，就不得不提梵高，对于那些知名艺术家的故事，我们存着太多好奇，从绘画本身的富有强烈感染力的画面，到艺术家传奇的生平，都会激起人们的好奇与热议。而

文森特·梵高

关于梵高的死亡，一个流传已久的版本是死于自杀。而随着美国两位艺术史专家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创作的《梵高传》出版，人们开始接受另一个梵高之死的版本——死于误杀。

▲《星空》

误伤梵高的很有可能是一名叫雷内·萨克里顿年轻人。雷内和他们的追随者们经常以捉弄那个奇怪的、叫文森特的荷兰人为乐。他们把盐放在他的咖啡里，然后在远处看着他把咖啡吐出来再生气地咒骂。雷内回忆说他们把一条蛇放在他的颜料盒里，当他发现这条蛇的时候，他几乎要晕了过去。雷内注意到文森特有时在思考的时候会吮吸干的画笔，所以在文森特没看到的时候，雷内就用红辣椒擦拭画笔。

而在1956年——电影《渴望生活》上映的同一年，雷内·萨克里顿也讲述了关于1890年他在奥威尔所认识的一个奇怪的画家的故事，他承认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使文森特发狂”，伤害梵高的那把手枪也是拉乌旅店老板卖给（借给）他的。

一直以来雷内都刻意地激起文森特的怒火来戏弄他。文森特也有过暴力发泄的历史，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一旦雷内帆布包里的枪被掏了出来——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在任性妄为、对西部荒原充满幻想的少年，对枪支一无所知的酒醉画家，和一把年久失修、随时可能走火的老枪之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在阿尔的房间》

在梵高百年诞辰纪念后的第十年，一个目击者利贝热夫人站了出来，她并不接受梵高在奥威尔公墓上的麦田里受了致命伤这一传统说法，她告诉梵高的传记作者马克·特拉包特：“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说出真相。并不是在那里，什么公墓旁边……梵高离开拉乌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在布歇街他走进了一个小农场。在那儿他躲在了粪堆后面。然后他做出了几小时后导致死亡的行为。”

数年后，另一个奥威尔居民，贝斯夫人证实了利贝热夫人的故事。她告诉一个记者说她祖父“那天看见梵高离开拉馆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这位目击者说，她祖父看见梵高走进了布歇街的一个小农场，然后听到一声枪响。贝斯夫人说等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走进了那个农场，但那儿看不见其他任何人。没有手枪也没有血，只有一堆粪”。

所以夺去文梵高性命的那次枪击可能并不是发生在麦田，而是在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的某个农场的里面或附近，就像利贝热夫人和贝斯夫人所叙述的那样。带进那把枪的也许就是雷内·萨克里顿。他俩可能是在通往夏彭瓦尔的路上偶遇对方的，或者是一起从他们最爱的酒吧回来。

▲《麦田里的乌鸦》

在受伤的状况下，梵高一定是扔下了所有随身携带的画具，踉踉跄跄地冲上街道，向拉乌旅店走去。起先，他可能不清楚自己伤得有多重。伤口没有大量出血。但最初的冲击一过，腹部伤处传来的疼痛一定令他极其痛苦。萨克里顿兄弟很可能是被吓坏了。他们是否试图救助梵高也不得而知，但显然在匆忙冲入无尽暮色中之前，他们还有时间且足够镇定地收走了那把手枪以及梵高的所有随身物品——这样，当贝斯夫人的祖父紧接着去查看（如果他确实做了）的时候，就只发现空空的农场和粪堆了。

后来警方介入时，梵高闭口不谈这两个青年，主动声称这件事是他独自一人所为。为什么他力劝警官不要因枪击“指控任何人”，并坚持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决心，他想保护萨克里顿兄弟，不让他们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牵连。

实际上，不论是意外、疏忽，还是恶意所为，雷内·萨克里顿可能带给了文森特一种他期待已久却不愿或不能自己实施的解脱，因为文森特终其一生都将自杀贬作“道德上的懦夫行为”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在结束了糟糕透顶的巴黎探访之后，文森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给提奥和他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负担，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 “抽身离开”的机会到了——正如他1888年从巴黎离开一样，再不让弟弟继续为他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