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离世给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母亲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外出做工，给富人家洗衣服。

高崇德目睹了母亲的艰辛，年纪虽小，却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与不易。

她早早地与母亲一起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在母亲工作的时候，她要照顾弟弟，还要干些家务。闲时，高崇德的母亲会教她识字。

高崇德学会了编织手工艺品，母女俩常常一起制作花篮、蝈蝈笼子等小玩意儿，拿到集市上去卖。

20世纪初期，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显现。高崇德在街头摆摊的日子里，见到了不少趾高气昂的日本人。他们仗着国力强盛，经常欺压中国百姓，甚至在集市上公然抢夺商品而不付钱，村民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

一次，一个日本女人看中了高崇德母女编织的手工艺品，直接上手拿走，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就扬长而去。

高崇德当时气愤不已，想要追上去讨回公道，但却被母亲阻拦。母亲含泪劝她忍耐，知道在强权面前，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这次事件深深刻在了高崇德的心中，她逐渐意识到，要改变命运，必须依靠更强的力量。

1928年，东北局势更加紧张，奉军的控制力减弱，日本的侵略野心愈加明显。

同年，东北军116师647团进驻黑山县防区，团长正是年轻有为的吕正操。高崇德得知后，立刻萌生了从军的念头。她不仅想为国家出力，更希望通过参军为自己的命运找到一个出口。

但当时军队中的女兵少之又少，尤其是在战斗部队，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

刚开始吕正操并不愿意让高崇德参军，但在亲眼见到她的决心和意志后，他最终同意让她加入部队，并安排她在后勤部门工作。

在后勤部门工作的日子里，高崇德没有放弃上前线的愿望。她一再向吕正操请求，希望能够被编入战斗部队。

吕正操对她的请求颇感头疼，认为她不适合前线的残酷环境，但最终还是在她的坚持下，破例同意了她的要求，将她编入了一支战斗部队。

在战斗部队中，高崇德与其他士兵一同接受严格的训练，表现得尤为出色。她的毅力和胆识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也使她逐渐在部队中站稳了脚跟。

吕正操身为647团团长，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高崇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引起了吕正操的关注。

军中姻缘

两人志同道合，友谊逐渐升华为爱情。婚后不久，吕正操因战功卓著，被调往北平，担任重要职务，高崇德随丈夫一同前往北平。

高崇德一方面照顾家庭，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日运动。在北平期间，她与各界爱国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成为了当时地下抗日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北，短时间内占领了沈阳，局势骤然恶化。

此时，吕正操被任命为东北军第53军116师647团团长，负责指挥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高崇德随丈夫返回东北，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

东北军的指挥官张学良却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要求部队撤退。高崇德对此非常失望，但吕正操决定违抗命令，坚持抗日。

她主动承担起后勤责任，在战场后方全力支援前线。

为了确保抗日战士们的家属安全，她果断地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护送着数百名家眷和百姓从东北辗转逃到了河南。

抵达河南后，由于吕正操违抗了张学良的命令，国民党当局将高崇德视为潜在的危险分子，将她逮捕并关押了一个多月。

虽然最终在东北军其他将领的帮助下获释，但这段经历让高崇德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河南的时间，高崇德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正式打响。此时，吕正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部队在河北一带展开对日作战。高崇德则继续留在后方，负责照顾战士家属和筹集物资。

高崇德组建起了一支由军中家属组成的后勤队伍，专门负责为前线部队提供物资支持。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将急需的物资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作战行动。

隐秘任务，“偷”送军火

1938年，高崇德与中共领导人林伯渠取得了联系。林伯渠对高崇德的抗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向她介绍了更为隐秘而重要的任务。

高崇德接受了这项任务。

她以团长夫人的身份经常出入军火库，以关心物资为由，逐渐摸清了军火库的布防和管理制度。高崇德的行动没有引起任何怀疑，甚至军火库的管理人员还对她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每次高崇德从军火库出来后，都会将内部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八路军在当地的地下联络员。

高崇德利用军火库的漏洞，每次只运出少量的弹药，以减少被发现的风险。这些弹药被装在普通的物资车上，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八路军的驻地。

虽然每次运出的数量不多，但积少成多，这些弹药为前线的八路军部队提供了宝贵的支援，帮助他们渡过了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

1938年底，高崇德决定进行一次大胆的行动，将国民党军火库的一大批武器和弹药转运到八路军手中。

高崇德通过秘密渠道，接触到了军火库的一些士兵。这些士兵中有一些人对抗日有着强烈的愿望，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感到失望。

高崇德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宣传抗日的正义性和共产党的坚定立场，争取到了一些士兵的支持。她向这些士兵承诺，这次行动将直接支援前线抗日战士，并确保他们的身份不会被泄露。

为了掩盖行动的真实意图，高崇德决定将这批军火的转运伪装成一次普通的物资运输。

为了防止突发情况，高崇德还安排了一些信得过的人在军火库外接应，他们将用卡车迅速将军火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高崇德带领士兵们迅速而有序地将军火装上卡车，这批军火数量庞大，足足装满了二十多辆卡车。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采取了分批运输的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发出一辆车。

最后一辆卡车驶出军火库，成功运送到八路军的驻地，高崇德松了一口气。

很快，这次军火失窃案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军火库的失窃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震怒不已，立即下令彻查此案。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他们从上到下排查了所有可能的嫌疑人，但始终未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高崇德更加谨慎行事，表面上对军火失窃一事毫不知情。她的淡定自若，让国民党特务对她并没有产生怀疑，最终成功避过了这场风波。

国民党军火库失窃案在内部引发了更大的震动，许多高官对此事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和不安。

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对高崇德的大胆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他们称赞她为抗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伯承甚至当众夸奖高崇德的胆识和智慧，称她为“军火大盗”。

临死前说出真相

虽然高崇德的行动成功了，但她并未因此放松警惕。国民党特务机关不会轻易放弃追查，他们迟早会再次将目光投向她。

因此，在组织的安排下，高崇德开始转入地下，逐渐淡出了公开的抗日活动。

1940年代初，战事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核心的地下工作者撤往延安，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高崇德作为重要的地下工作者之一，被安排前往延安。途经多地，几经辗转，她安全抵达了延安。这一决定不仅保护了她的安全，也为她提供了一个短暂的休养机会。

毛泽东特地为她安排了一孔窑洞居住，这是极为少见的礼遇。朱德总司令也多次探望她，并亲自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为她治病。

1945年，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未为她带来太多的喜悦，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因多年的劳累已然不佳。解放战争期间，她的旧伤复发，住进沈阳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高崇德被安排在辽宁省委干部退休所居住。这里环境清幽，是为曾经在革命事业中做出贡献的老同志们准备的安养之地。

高崇德不愿意提及过去的战斗经历，也不愿意与外界接触。即便是与她同住的老干部们，也很少有机会听到她的故事。

她不喜欢与人交谈，只有侄女陪在身边。即使有人出于好奇向她打听往事，她也只是淡然一笑，避而不谈。

1995年，高崇德已是91岁高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她的家人和退休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崇德躺在病床上，她突然睁开眼睛，看着身边的侄女，语气急促地说道：“记住，我就是那个国民党要找的军火大盗！”

高崇德在说出这段秘密后，安然离世。

在她去世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位默默无闻、隐姓埋名几十年的老人，竟然曾是那个战火年代中，最为勇敢和聪慧的“军火大盗”。

高崇德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

1、薛光耀. 她在抗战中的故事——记黑山籍女党员高崇德．《CNKI》，1997

2、潘莹斌，童心射. "军火大盗"高崇德．《VIP》，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