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三品铅质龙币（正、背）

所谓“白金三品”：第一是圆形的龙币，重8两，名白撰，每枚值钱三千。钱面铸龙纹，钱背一圈外文，内有两方“少”字戳记。

白金三品铅质马币（正、背）

白金三品银质马币（正、背）引自张吉保《陕西再次发现西汉白金三品之银质马币》用图

第二种是方形的马币，每枚值钱五百。钱面铸马纹，背无文，有一方形“少”字戳记。

白金三品铅质龟币（正、背）

白金三品银质龟币（正、背）引自王泰初《西安发现龟形银币：白金三品材质之争尘埃落定》用图

所渭白金三品是指用银锡合金铸成的3种不同面额的货币。第一种是圆形龙币，重八两，名为“白选”或“白撰”，每枚值3000枚铜钱；第二种为方形马币，值500枚铜钱；第三种为椭圆形龟币，值300枚铜钱。三种白金币都是对“三铢半两”钱作价，当时本位币是铜钱，白金三品本质上是一种虚拟币，可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由中央政府铸造的银币，是法定银币的滥觞。但形式上却与传统的钱币形式完全不合，彭信威先生认为可能是受了西域货币的影响。白金发行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盗铸，很多人因此而被杀头，元鼎二年(前115)便被罢废，前后共历时5年。这种绝迹的铜钱，直到20年前才被发现 ，近年陕西、安徽等省曾有白金币实物出土发现，引起了钱币界的广泛关注。

在陕西省眉县地区，考古学者们曾在此发现三种奇怪的古钱，而当揭开古钱神秘的面纱后，居然发现它们居然与汉朝时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甚至几百万人因古钱而锒铛入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1990年10月的一天，在陕西省眉县常山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中，一位农民准备掘土修补房屋。在挖掘的过程中，他偶然感到锹头有硬物阻挡，于是便仔细地在周围挖了起来。果不其然，仅10分钟后，农民便挖出了一个看起来脏兮兮的陶罐。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农民打开了陶罐上的封泥，并在里面发现了数枚不同形状金属器物。

此事一度传到了考古学家们的耳朵中，他们匆匆赶来，对农民发现的金属物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考古专家们发现，眼前的这些金属器物分别是一枚龙纹圆形、三枚马纹方形、一枚龟纹椭圆形的金属薄片，并且还有不少四铢半两钱，通过其风格判断，它们应该是西汉时期的文物。

考古专家们通过现代仪器，对数枚金属物进行了反复的对比研究，将其造型、尺寸、重量及印记都记录在册，甚至连金属物的构成也做了较为科学的检验。结果发现龙纹圆形物直径为54厘米，厚度为0.4～0.6厘米，重量约109克，一面呈凸起的龙纹状，另一面微微凹陷，边缘处还铸有一圈外文字母。

马纹方形物上边长约3厘米，下边长度为2厘米，宽度接近32厘米，重为18克，一面为隆起的马纹，一面为凹凸不平，还有残存鎏金遗迹。

龟纹椭圆物长度4厘米，宽度为2厘米，厚度0.2厘米，重量约11克，其上下两面各有一个0.5厘米见方的印记。至于三者的化学组成，皆是由银、铅、锡、铜混合而成的合金。

此次出土的三种不同金属器物究竟是什么？考古专家们一时还难以给出答案，在专项讨论会议上，专家们还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专家们提出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在讨论之后，最终都倾向于一种说法，即它们正是汉朝时期的一种白金三品钱。此钱是西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货币，并且只在一些史籍记载中有所出现，后世并未有实物流传。此次龙纹、马纹、龟纹金属物的出现，真的是西汉白金钱的首次现身吗？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在自己的著作《史记》中介绍曰：“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此记载正是汉武帝推行白金三品钱的描述，司马迁本人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汉武帝统治时期，故此该记载真实性应该极高。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作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坐拥大汉帝国庞大的疆域，所积累的财富也数不胜数，为何还要发行此种“怪”币呢？白金三品钱的出现原因又会是什么？

从历史角度而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西汉诸位皇帝中显得尤为耀眼，在其统治时期，西汉帝国几乎达到了最为强盛的境地，尤其是侵扰汉朝疆域的匈奴，也被从此赶出漠南，大大巩固了王朝疆域的稳定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丰功伟绩的背后，却也有着穷兵黩武和民不聊生。由于汉帝国常年对外用兵，导致府库钱粮空虚，维系军队的开支便成为了首要的问题。

汉武帝为了能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便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民众的身上，于公元119年提出了4项敛财政策，即发行白鹿皮币、推出白金三品、发动算缗告缗运动、以及启动盐铁官营，其中的“白金三品”，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白金三品钱”。

在汉帝国的府库之内，虽藏有大量的银金属与锡金属，但是却价值不高，难以与贵重的黄金对等。有鉴于此，汉武帝即命人以银与锡铸造白金三品钱强行向民间推行，并规定了一个超级离谱的价格，将龙纹币定价3000文，马纹币定价500文，龟纹币定价300文，以此榨取民间大量的财富，此事就记录在前面我们所引用的司马迁《史记》之中。

不得不说，汉武帝的敛财方式有些简单粗暴，不过如此仓促的铸造货币，其铸造质量必然不会太过精细。在朝廷将“白金三品钱”推出之后，民间太多的商户，权贵，乃至百姓都开始对这种价值高且制作成本低的货币进行仿制，令当时的市场经济混乱不已。汉武帝闻听此事顿时大怒，旋即下令派人彻查，致使汉帝国内数百万人都因此而饱受牢狱之灾，同时又令当时的市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正是因为如此，白金三品钱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过了十几年之后便彻底消失在民间，不过据专家推断，白金三品钱消失的原因，很可能来源于朝廷的有意销毁——因为这种钱，几乎引起了社会的动乱，是一种灾祸之钱，真的不能将其留在世上。

考古专家们认为，此次于陕西省出土的白金三品钱价值巨大，不仅可以证实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弥补了中国古钱币史上的遗漏与缺憾，更反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汉帝国经济史，它们虽然是几枚小小的钱币，却完全称得上是国家的一类珍贵文物。

汉代所谓“白金”应是银质，史料上也明确记载是用少府的银锡铸造，但现在所见多以铅锡铸成。据披露，陕西已发现两枚银质马币，一枚银质龟币，而至今考古发掘未见出土银质龙币的报道。

中国古代货币除刀布之类，都是方孔圆钱，钱面都是文字，而白金三品却一改传统，形制各异，钱无穿孔，上面分别铸有龙纹、马纹、龟纹，并用“少”字戳记来表示为少府所铸制；龙币背面周边还有一圈外文，更加显示了西方钱币的特色，外文到现在尚无人释读出。

一、白金三品有可能是张骞第二次出西域使用的钱币；

从白金三品形制上看，它不是我国钱币的传统形式，而是与西方货币形制相同。笔者以为白金三品是受到西方货币的影响才铸制出的。只是改变西方货币的打制为铸制。或许是作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往，而特意铸制的。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次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拘押十年。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被授予太中大夫。后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大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控制了河西走廊，而且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增进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联合西域各国跟大汉共同抵抗匈奴。这次张骞出使西域受到了各国的欢迎。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自此西域各国纷纷谴使来汉，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开始了广泛交流。西域的名马、香料及水果等特产传到了中原，中原的丝绸等物品以及先进的生产方式传到了西域。从此打通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行使白金三品的时间是元狩四年，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间。笔者认为这不是巧合，白金三品正是专为张骞通使西域特地铸制的货币，因为马币上的纹饰是西方钱币常见的马纹，而龙币上铸有外文，更是明证。张骞除了带上牛羊万头，还有金币帛等价值千万的钱物，这些“金币”钱就是仿西方货币的白金三品，或者还有半两、三铢等，以方便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这年冬天在张汤的主持下又将白金三品在国内发行，作为大额货币使用。

二、“白金三品”铅银之争；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铅质圆形龙纹币、铅质方形马纹币、铅质椭圆形龟纹币均有出土，除材质外和《史记》中的记述都能够吻合，证实了“白金三品”的存在。然而因为迟迟没有银质的龙纹币、马纹币和龟纹币出土，一些专家对《史记》中关于“白金三品”材质的记述提出了质疑，把铅质的龙纹币、马纹币和龟纹币认定为就是真正的“白金三品”。

直到2007年才在陕西发现第一枚马纹银币，2011年发现第二枚马纹银币，2013年发现第一枚龟纹银币，银质的“白金三品”才算有了实物证据，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银质的龙纹币被发现。

马纹银币和龟纹银币的发现，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形制相同的“铅币”。《史记·平准书》中提到“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盐铁论·错币》中有“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可知当时盗铸“白金三品”的行为十分猖獗，而《汉书·食货志下》中又提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可知当时有以铅铁盗铸假币的。如此看来，铅质的龙纹币、马纹币和龟纹币，很有可能正是民间盗铸的“白金三品”，也就是假币。

另外，考古发掘还发现大量的仿金银冥币，质地有铜、铅、土质，有的表面鎏金或涂有黄、白粉，以象征金银。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囊金铜饼正面内凹，背面凸起，饰有龙纹。铅饼在湖南、湖北的战国和西汉墓中都有出土，长沙西汉401号墓出土的铅饼有230枚之多。泥饼出土的数量更多，长沙燕家岭4号汉墓出土的泥饼中有圆、方、椭圆3种形状。这些质地、形状、纹饰相同或类似的饼形物，都是作为流通货币的替代品而随葬的，也因此，也有观点认为铅质的龙纹币、马纹币和龟纹币是作为随葬品的“冥币”。

笔者以为，作为“冥币”的铅饼，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打上代表“少府”的“少”字戳印。因此没有戳印的铅饼、陶饼，说成是“冥币”完全没有问题；而有着“少”字戳印的铅饼，是民间盗铸的假币的可能性非常高。

三、龙纹铅饼“外文”之争；

最早对带龙纹圆形铅饼做出解释的是郑文焯先生1913年发表在《神州大观》的一篇《腊丁金槃》，文中解释了龙纹铅饼凹面的一圈符号，认为这一圈符号是“外文”。自此之后，“外文铅饼”之说似乎得到了学者一致认可，逾百年之久，而几成定论。国内持此说的代表性学者如蔡季襄就认为其中“有几个古希腊文，有几个古拉丁文”，外国学者则有密兴·海尔芬（Ｍaenchen - Helfen）持类似观点，说“铭文是中国人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同时认为他已经解读了币上的符号铭文等等。但作铭先生对于密兴·海尔芬的解读提出了疑问，林梅村先生对此也持否定意见，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在铭文内转写加入了原文没有的字母，并把原有的字母主观的改变为其他字母”，同时将之视为贵霜大月氏人的遗物，这种考释十分牵强。不过，这些学者并未否认这些符号是“外文”或另外一种西域国家文字的观点。综而观之，这些学者一致认为这圈符号是“外文”字母，研究重心也都放在了解读它们究竟是何种外文字母上，以至出现拉丁文、希腊文、安息文、“天竺”货币、仿西域国通用文字等多种说法。

然而，除了密兴·海尔芬给出的颇具争议的释读之外，所谓的“外文”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释读，提及这些“外文”时多用“失真的希腊文”搪塞过去。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那些符号并非“外文”。

周延龄对这些符号进行研究，与各种刻符进行比较，提出“龙纹铅饼上的铭文符记就是汉文字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种原始符号或文字 ”，可能是“记数刻符文”或有着天文学上的意义。

姜宝莲也从天文学意义的角度分析，指出“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象征天，这一天象图式，实为对当时“盖天说”的微型模仿，与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星盘形状相似。”“龙纹币铸造的一圈符号，看穿了，就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将龙币上的符号，与1987年4月发现的西安交大西汉壁画墓中位于墓葬顶部的天象图作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两者的形状和布局非常相似。”“龙纹币上的符号与交大汉墓天象图，不仅二十八宿位置完全相同，而且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日、月位置，在龙纹币上用二个戳印“少”字代替，这一“少”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实际上同时也象征着皇权至上。究其符号与星象的对应关系，龙纹币二十八宿星象图式中有21个与西安交大汉墓星象图恰能对应符合。”

因此，龙纹铅饼上的符号是否为外文，是否能够和希腊化的中亚国家又或者安息联系起来，尚且难以定论。笔者以为，不宜轻率地将龙纹铅饼视作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我们敬重和感谢原创作者，凡未注明作者姓名的文章，均因无法查获作者所致，敬请原作者谅解！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或同行告知，我们将及时纠正删除。同类微信公众号转载本部发布文章，敬请注明出处，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