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当年6月25日清晨,张学良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有4个人骑着马进入军事禁区,连长宁文龙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去盘查。4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有一个白俄翻译和一个蒙古人。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宁文龙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宁文龙命令战士把这4个人带回团部。
经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军官进行紧急商讨后,决定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关玉衡撕开中村震太郎的棉服夹层,从中村震太郎棉服夹层中搜出来的《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在这份报告里,有一张旅行经过一览表,在这张表格里,详细记录了经过的地点,例如,洮南、经过当天时间、天气。此外,还有一份侦察地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还绘制了水井分布图与水井的深浅程度。
关玉衡在察看被缴获物品时,发现在3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物件,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6月26日上午,关玉衡在团部开始审讯中村震太郎,可是狡猾的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在审讯井杉延太郎和另外两个人时,关玉衡很快就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4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关玉衡突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见中村震太郎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6月27日凌晨,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4人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手表泄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过,数月之后,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泄了密。原来,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牌手表被关玉衡的部下李德保趁乱捡走。 并被他拿到当铺当掉。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植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翼先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震太郎被枪决的事。就这样王翼先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植松菊子很快将自己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美誉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她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
土肥圆贤二
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精美的打扮一番,就是为了投其所好,为了万无一失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一听把持不住了,撒丫子就往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川岛芳子就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震太郎的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明了,还奉上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清芳泽和鸦片伺候。川岛芳子一看,正是 “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当票已拿到手,李德宝再无利用价值,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
完成任务后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土肥原贤二望着眼前的当票,喜出望外,他决定化装成卖货郎,亲自去洮南一趟,取回中村震太郎的手表,认定中村震太郎确实已被处死。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震太郎已被张学良部队处死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找到中村震太郎尸骨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认定中村震太郎已死,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媒体非常默契的直说结果不提起因,是因为他们都清楚一点,此刻日本国内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改变日本国内局面。
当时苏联正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蒋介石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人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东北侨民和日本国内百姓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有人扬言要为中村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此刻的沈阳城就像一个炸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如此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却没在沈阳。与此同时,中方也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力争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张学良更是在8月先后派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等人去东京探听虚实,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回国后,随即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了谈判,让张学良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的发生正好为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事端找到了一个理由。
荣臻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了夜空。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从此中国十四年的抗战开始了。
(据《内蒙古日报》) 关玉衡小传 关玉衡又名关瑞玑,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17岁时投笔从戎。
1929年,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3日不语而亡。翌年3月,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被张学良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9年,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后来,关玉衡为生活所迫,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1953年,关玉衡回到家乡。不久,关玉衡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1931年9月20日,关玉衡化妆成绅士,躲过日本人的搜捕,逃出沈阳,此后关玉衡一直在东北领导义勇军抗战,征战关东十四年。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