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开始，采用了一种采访当事人的伪纪录片式罗生门结构。从丑闻发生的时间向前回溯，用采访母亲的线索还原坦雅的原生家庭，阐明破碎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语言暴力对一个运动员成长的不良影响：

同时用采访前夫的线索探寻坦雅充满暴力的婚姻关系：

而采访坦雅本人的线索则揭开了花滑届有失公允的评审制度：

从这样的情节安排上可以看出，导演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导致这一丑闻发生的社会原因上，反动作的来源更多地归结于家庭、体育制度。而在这一批判过程中，对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内在原因：人性的弱点，在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却极少着墨。

影片避开了坦雅和南希在现实中紧张的竞争关系，对最关键的雇凶殴打事件处理得避重就轻，即坦雅对袭击南希一事毫不知情，她也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从这样立场鲜明，不具备人性复杂感的人物设置来看，前面的伪纪录片式多角度呈现事件的原貌似乎就显得没有必要。

但事实是，奥斯卡代表的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能够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女配角的《我，花样女王》不会远离这个范畴。罗生门结构多角度呈现事件并进行批判是一层反叛的伪装，在表面批判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所以，导演眼中的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重不重要？这些观点都隐藏在导演的叙述方式之中。表面上看《我，花样女王》似乎是一部从多个角度去还原真相，对比赛评审制度以及阶层差异提出质疑和抨击的影片，看似《I，Tanya》这样了然地彰显其主角主体性的片名，像是一部基于维护坦雅的单一视点去抨击美国梦的洗白之作。但实际上，它是以一种反叛和批判的话语形式隐藏了它实实在在的主流价值观：美国梦值得追寻，但条件是你要有一个完整体面的美国家庭。这就是《我，花样女王》所暴露的无意识真实。

也即是说，影片中伪纪录片式的罗生门结构是一个叙事工具，始终被控制在导演的表达意图之下，它只是一个看似表现人性复杂，挖掘事件原貌的结构小伎俩。但实际上控制这个结构的价值观指向始终是明确的，《我，花样女王》并不想与《罗生门》一样，想要在人们心中激起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与不确定感。遗憾就在于，这样一个能够用罗生门结构双重揭示制度的黑暗与人性弱点的真实事件最终实际上被主流价值观统摄了。

而纵观整部影片，观众会察觉到，影片中的罗生门结构是借助伪纪录片式的旁白穿插实现的，这种旁白穿插组织故事的结构被称为“Fabula/Syuzhet结构”。这一结构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Fabula意为构成故事的素材，而Syuzhet是叙述以及故事是如何组织的。《公民凯恩》、《搏击俱乐部》、《美国丽人》都使用了这种结构。它常常与罗生门结构一起使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看不见的客人》。

编剧在《看不见的客人》中并置了两个故事。男主艾德里安与情人劳拉偷情却发生车祸，害死了路过的年轻人丹尼尔是一个故事，丹尼尔的父母找寻脱罪的艾德里安并以自己的手段进行复仇是另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可以看做是Fabula。丹尼尔的母亲装扮成律师，骗取艾德里安信任，小心谨慎害怕泄露真相的艾德里安在她面前五次讲述推演当时的案情，终于被母亲找到破绽，最后真相大白，这一串连两个故事的叙述方式是Syuzhet。

罗生门结构就在于编剧使用反情节的叙述方式，让艾德里安在母亲面前五次前后矛盾的讲述。在《看不见的客人》这部影片中，罗生门结构、反情节与Fabula/Syuzhet结构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层层反转的悬疑叙事效果，并揭示了人性的复杂阴暗面。

无论是《我，花样女王》还是《看不见的客人》实际上都改编自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实际上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故事往往比虚构更加荒诞离奇，总有一些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因素影响故事的走向。而罗生门结构是一种极其适合于改编真实事件的独特结构，原因就在于这一结构最具备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现实真实感。而能够使得罗生门结构从一开始就得以成立的核心是人性的弱点——谎言。谎言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欲望化的主体所理解和阐释的有利于个人的“真实”。

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将曾经轰动一时的江歌案拍摄成影片，无疑可以使用罗生门结构和Fabula/Syuzhet结构这两种叙事结构的结合，甚至也可以使用反情节。而叙事的效果取决于对结构的运用，既可以像《我，花样女王》，从某一个人物的视点出发，用鲜明的主流价值观的立场为这一事件定性，也可以像《看不见的客人》，用戳穿谎言的形式进行公正的复仇。但最理想的仍然是像《罗生门》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套基于个人立场的说辞，这一套说辞既可以是眼见的真相，也可以是谎言。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判断，都可以从话语的无意识中解读出自己所理解的真实。

第24次眨眼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 电影学系 filmtopia电影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