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Vintage文化不仅体现在时尚上，还延伸到了大米。即将在日本便利店上架的Vintage饭团，实际上是由2022年和2023年的陈米制成的普通饭团。这种做法是为了缓解国内食用大米价格飙升后的供应压力。

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声称能够实现大米自给自足，但如今大米变得越来越昂贵。在鹿儿岛，有的超市凌晨一点就有人排队购买大米。近一年来，日本米价持续上涨，6月上旬，一袋5公斤大米的平均售价为4176日元（约合人民币207元），是去年同期的近一倍。为了控制涨价，日本政府已开始投放国家储备米，但效果有限；一些商店开始限购；部分学校减少了学生午餐中米饭的供应天数；甚至还有报道称大米被偷。媒体称大米堪比“吃不起的黄金”。

这并非突然崩盘的故事。过去一年里，极端高温造成水稻歉收、旅游业复苏导致需求增加、“巨大地震预警”引发囤米。但真正让这场米荒变成系统性危机的是日本围绕大米产业长期实施的“限种、限购、限供”政策。

“限种”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为防止水稻供过于求压低价格，推行“减反政策”，控制水田面积，鼓励农户改种玉米、大豆等其他农作物。尽管这一政策在2018年被叫停，但其惯性仍在。政府继续通过指导方针、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结果是稻米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农户数量下降。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日本就有创纪录数量的稻农停业或破产。

在种植意愿不断下降的同时，“限购”政策进一步压缩了市场调节的空间。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并保住稻农这个自民党的基本票仓，日本每年仅允许77万吨免税进口大米，超出部分需缴纳高额关税。更严重的问题来自“限供”。日本大米供应链复杂，多数农民通过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运营的系统出售大米。今年3月以来，政府多次释放储备，但米价仍居高不下。这是因为与自民党关系密切的“农协”通过竞标收购了90%以上的储备米，形成了实质上的垄断。这意味着即便国家层面已有调控意图，在执行环节结构性垄断正在大幅削弱调控的效果。

大米问题逐渐成为政治问题。前农林水产大臣因一句“支持者送得多，自己从未买过大米”而引咎辞职。政府火速启用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临时救火。他提出将库存米绕过“农协”，直接投放零售端，力争在6月底前将大米价格压回每5公斤2000日元。但截至目前，日本政府继续投放20万吨产自2020年、2021年的大米后，其储备米将只剩下约10万吨，距离“足以应对下一次危机”的安全线已经不远。

对日本人来说，大米不只是一种口粮，它与家庭、农田、政治乃至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1918年，日本曾因米价飙升引发“米骚动”，最终导致内阁垮台。百年之后，大米再次以不同方式成为政局的一面镜子。“vintage饭团”折射出米价之贵，而米荒展现出的是在保护与调控名义下，日本粮食体系被层层限制、逐步钝化。饭团上的“古古古米”，是对这个国家农业结构、政策惯性和粮食安全认知的深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