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陶艳波为了让失聪的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16年陪伴成为孩子的耳朵，用行动诠释了“母爱”二字。
灾难面前不认输
陶艳波和丈夫的老家都在黑龙江，大学毕业后，两口子被分配到北戴河的一家疗养院工作，待遇也不错。1992年，儿子乃彬的降生更是让一家人兴奋异常。可是，这种兴奋又平静的生活仅仅持续了8个月就戛然而止——还不到1岁的小乃彬面临双耳失聪。
“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因为医生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孩子药物过敏，并殃及听觉系统。”陶艳波说，现实让他们两口子无法接受，而“十聋九哑”的可能更是让她不敢面对。陶艳波不知跑了多少医院，北京、天津、南京，只要能够治疗聋哑的医院，她全都跑遍了，但换回来的却是医生的摇头以对。
“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孩子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的医生一语惊醒梦中人：孩子的最佳语言期为0—7岁，之后，声带将会发生变化，再怎么训练也就无效了，孩子很可能一辈子无法说话。
“我怎么能让儿子一辈子比比划划地活着？”陶艳波毅然辞掉了在昌黎黄金海岸哈尔滨铁路局疗养院的工作，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唇语。当时她的领导劝她：“大学毕业分配个好工作不容易，现在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万一你的努力也没什么成效......你是不是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得失。”
那天晚上，之前从不写日记的陶艳波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陶艳波一个人是聋儿家长，其余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每天上课时，陶艳波总是最早一个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陶艳波事先准备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儿子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让儿子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以便他们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再把他的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面，感受她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让他看口唇是怎样发音的。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当时杨乃斌年纪很小，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小手打她、推她，她只能默默地流泪。
虽然陶艳波每天对儿子说的话能拉一火车，但几年下来，每天的希望总要变成失望。可她没有放弃。快到3岁的时候，陶艳波看到儿子特别喜欢交通模型的玩具，就给他买回来许多。每当儿子玩玩具飞机的时候，她就一手拿着飞机，一手拿着写有“飞机”字样的卡片，让儿子摸着她的声带，不停地说“飞机”“飞机”......当他玩汽车时，她就又拿着汽车和“汽车”文字卡片，让儿子摸着她的声带，说“汽车”“汽车”......
就这样，她每天从早到晚跟儿子一起在床铺上、沙发上爬上爬下，在地板上摸爬滚打......
在儿子4岁那年，奇迹终于出现了。
那是儿子过生日的那天，儿子伸手想摸摸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却怎么也够不到。突然儿子鬼使神差地回过头，望着陶艳波喊了一声“妈妈”。
为这一声呼唤苦苦等待了三年的陶艳波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丈夫，“孩子他爸，你快来听啊，我们孩子会喊‘妈妈’了！”
陶艳波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做儿子的耳朵
“让孩子接受正常教育”是陶艳波始终不变的想法。除了继续教唇语外，陶艳波就是让小乃彬学习画画，为的是让他把想说的话画出来。正是小乃彬的画，也最终成为他进入正常学校的敲门砖。
在小乃斌7岁时，陶艳波带他来到老家黑龙江的一所小学。校长得知孩子的情况后，就是不肯收留。接连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陶艳波都带着小乃彬从早晨开始站在学校门口等校长，直到最后一次，校长看到小乃彬带去的一幅画才勉强答应。为了能让儿子跟上班，陶艳波和小乃彬一起坐进课堂，她要陪儿子念书，给儿子当耳朵，给儿子当翻译。
小学时，因为大家个子都小、课桌也很矮，陶艳波就从家里拿来一个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矮板凳上时，陶艳波要把腿盘起来，像大虾米一样后背深深地弯下去趴在桌子上做笔记，有几次因为腿麻，她没等站起来便摔倒在地上。
小学毕业后，他们来到天津上初中。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陶艳波就低下头抹开了眼泪，因为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语教学，而陶艳波上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陶艳波买来了录音笔，把课堂内容全部录进去，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硬讲给儿子听——就这样，他们晚上总要学到一两点钟。
高考前，学习更加紧张了。为了跟上老师的进度，陶艳波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把儿子叫醒，带他读1小时英语，读半小时语文，早餐之后再到学校参加正常的晨读。每天七节正课，陶艳波一堂不落地陪着儿子听下来。为了不影响老师第二天讲课的进度，每天晚上陶艳波还要带儿子把第二天要上的课先预习一遍，把那些难懂的、不理解的问题用红线画出来，把要提问的问题写到一个小笔记本上。
临考前一个月的一天早上，他们俩骑着电动车飞快地往学校赶。因为没有注意到路面井盖被盗，电动车被绊倒了，陶艳波一下子被甩出好几米，儿子也摔倒在地。陶艳波手上、腿上血直流，被摔懵了。儿子又急又怕，抱住她大哭起来：“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陶艳波虽然也疼得直掉眼泪，却咬着牙说：“你必须去上学，快走！”儿子不肯，陶艳波就训他，最后儿子一步一回头地去了学校——这也是儿子上学以来极少几次“同桌”缺席的情况之一。
后来有好心人把陶艳波送到医院左腿缝了五针，医生让她留院观察，但她却坚持回家给儿子做午饭。第二天，陶艳波又带伤陪儿子上学了。
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所以他们经常换学校，小乃斌也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朋友。
机械学院里的特殊学生
2011年6月的高考，可以说是对母子俩多年学习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由于乃斌的听力限制，英语考试中的听力一项也成了他十足的短板。尽管英语成绩拖了后腿，但杨乃斌仍以568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北工业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
据辅导员高松岩介绍，上课的时候，杨乃彬主要是听课，他妈妈上课连听带记笔记。妈妈每堂课都尽量将老师讲的内容记下，课下她再花时间讲给儿子，每次下课，她都会追着老师问问题。有时上课听不懂的，她就在课下或是周六、日向老师请教，甚至学习到半夜有不会的问题都会给老师打电话问。有的时候晚上自习，一个问题弄不懂，她自己得琢磨一宿睡不着。
陶艳波说，幸亏自己也是大学毕业，不然这么多年的陪读历程，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
“陶艳波的学习比我们很多大学生都好，到期末复习的时候还会给我们的学生讲题，比很多学生学得都好。”高松岩说。
“没有人因为我坐在课堂里而意外，只要想学习，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大学课堂。”陶艳波告诉记者，陪着孩子苦读这么多年，陶艳波现在对机电专业的每位老师都一清二楚。课后，她经常第一个冲上去问问题，老师们都耐心地解答。
让陶艳波欣慰的是，在大学里，杨乃彬和所有正常学子一样，已经通过了60多门科目的考试，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从杨乃彬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的那天起，学校、老师、同学都为这对母子身残志坚、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所感动，纷纷为他们提供帮助。
校方考虑到杨乃彬每天都要给人工耳蜗充电，于是给他的寝室修改电路24小时不断电。经过不断练习，杨乃彬已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
自2012年开始，学校设立的沈安俊奖学金连续三年对杨乃彬进行资助。机械学院对这对母子也给予很多关怀和帮助，学院团委曾为其组织捐款数千元。
在课余时间，任课教师也经常在家或者办公室对这对爱学习的母子进行单独辅导。通过大家的帮助以及他自身的努力，三年来，杨乃彬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处于中上等。
有一线希望也要坚持
现在，陶艳波最盼望的是孩子能有份好的工作。而乃彬则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父母，回报老师，回报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
录制现场，陶艳波告诉主持人，其实，自己还有一个“要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孩子他爸爸一人打工供我俩上学，他更不容易，希望丈夫能一起上台领奖。”尽管奖项是颁给陶艳波一个人的，但荣誉属于这坚强的一家人。主持人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参加完颁奖晚会，陶艳波说，很多家庭因为孩子有残疾而遗弃孩子，她想用行动告诉更多人，只要有一线希望，身为父母也需要坚持。“就算全天下都瞧不起我孩子，我也要眼含热泪，拥抱他、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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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坚持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