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确诊”重度抑郁“

据了解，所谓的“校园小主人”，是该小学的一种学生管理方式，“小主人”由学生担任，分布在校园走廊、厕所等地方，主抓学生纪律。

午休时间在卫生间内为什么不能大声说话？郑女士解释说，卫生间离教室不远，而老师一般会在教室内午睡，“或者伸张弹簧床，或者拼几张凳子。如果厕所里说话声音大了，确实会影响到老师”。

2020年11月13日，聪聪神情有些呆滞，说什么也不再去上学。无奈的郑女士只好找到学校佟校长反映情况。

“这天是星期五，除了我家孩子，另外两个被罚跪的孩子都上课了。佟校长说这不算什么大事，过两天会让孩子和家长去跟下跪的学生道个歉。另外学校也会对受害的孩子会重点培养，比如优先参加篮球队、广播站啥的。”郑女士说，当天下午，伟伟的家长就明确表示放弃追责，随后，亮亮的家长也表示不再追究此事。而儿子此后的反应则更为强烈，任爸妈怎么劝，聪聪都拒绝再回学校，并开始陆续出现身体僵硬、沉默不语、怕见生人、尿裤子尿床等情况。

2020年11月15日，郑女士带着聪聪求医，因为需要预约，直到11月27号，才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挂上号，经查，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并建议“转学调整环境”。

施暴学生家长的”道歉“

与此同时，郑女士不断找到学校，要求尽快妥善处理。

按照郑女士的初衷，这件事最好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她认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施暴者强强，能亲自给受害的儿子聪聪当面道个歉，最好能送一个小礼物，让两个孩子握手言和，化解掉聪聪的心结，心里没了怨气，孩子也就会慢慢好起来。但是“学校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私下问我，需要多少钱才能了事。我多次跟他们说’这不是钱的事，能把孩子的心病治好就行，最好让孩子出面道个歉‘。”

2020年11月25日中午，也就是在事发13天后，聪聪确诊的两天前，强强的母亲在两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托管部见了郑女士。

”当时强强并没有来，我儿子在家里呆着，也不在托管部。强强妈妈对我说，强强也不是十八、二十岁的人，都是孩子家家的，玩玩而已。还说强强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的，以前在学校也让别的孩子罚过跪。“郑女士认为这位家长不是来道歉的，”毫无诚意，简直就是狡辩“。

”社会人“受委托参与调解

从强强妈妈口中得知，类似让学生下跪认错的事，在该小学发生并不是第一次，郑女士觉得该校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希望能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教育局的反应十分冷漠，校方态度也一直不冷不热“。

直到2020年11月28日，沈阳一二七中学金老师叫丈夫打家长的新闻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学校这才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但“做法更是离谱"。郑女士说，学校委托了不少中间人联系到她和丈夫，甚至还有“社会人”参与调解。有的“大哥”一开口就直言“代表官方”“代表学校”“代表校长”，或自称“跟教育局长都是哥们，有局长罩着，这事儿你整不动 ，要一两万块钱得了。”

聪聪的父母不敢相信这些中间人的“大包大揽”，也不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采取‘私了’的方式，而不能大大方方地认个错。“

2020年12月7日，郑女士选择报警，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区分局迎宾路派出所，以“聪聪被他人殴打”为由予以受理。

2021年1月6日，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聪聪父母传达了《处理意见书》，并称是“教育局的最终处理结果”。

记者注意到，该《处理意见书》全文200字左右，并没有针对罚跪一事的调查文字，只是在一番诸如”继续加强学生品行教育“的内容后，建议家长走法律程序解决。

孩子病情加剧，投诉四处碰壁

聪聪的病情持续加重，以前聪明开朗、学习成绩优异，经历了这次侮辱，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目光呆滞、身体僵硬、排斥外人、小便失禁成为常态，甚至认知方面出现障碍，看上去”像傻了一样“。

父母带聪聪四处求医，已花费两万多元，仍不见好转。去年12月下旬，郑女士本打算带儿子去北京的专业心理疾病医院治疗，也想带着儿子去南方游山玩水散散心，因受疫情管控影响，也未能成行。

聪聪现在天天呆在家里，郑女士有意想让孩子多看点动画片，“把手机给他，他好像一点兴趣也没有。和以前相比，完全换了一个人。”

参考医嘱，考虑到儿子小便失禁的实际情况，担心儿子继续在东平湖街第一小学就读，可能会遭到同学的嘲笑，更担心施暴的学生可能会变本加厉收拾聪聪。父母思前想后，决意让聪聪转学。

去年12月底，郑女士想办法联系到了于洪区教育局的杨局长，”接通我的电话后，说是正在开会，一会回过来。随后再没了音讯，我再打，没人接。再打个三四次，杨局长就把我直接拉黑了。用别的电话打，还能打通，再打几回，也拉黑了。“

先通报，再协商

在为儿子维权的过程中，郑女士和丈夫注重保留证据，收集了大量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万般无奈下，他们向媒体求助。不久前，当地和其他媒体相继对此事予以关注。

1月17日相关新闻播出。

1月18日，郑女士接到通知，让次日上午去派出所商量如何解决问题。

1月19日凌晨，于洪区教育局在网上发布了相关《通报》。

同日上午，郑女士和丈夫来到迎宾路派出所。包括辖区派出所、区教育局、当地政府部门，共有6人参加了对聪聪家属的协商会议。

郑女士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协商会上，郑女士和丈夫和对方发生了激烈辩论，长达两个小时。

聪聪家长认为区教育局提前8个小时，在没有征求家长的意见下，已经在网上公布了《通报》，又在通报过处理结果后与家长协商，”这简直就是演戏“。

聪聪父亲根据3个被罚跪孩子的陈述，认为聪聪与同时如厕的同学并不熟悉，也没有参与说话，因此不存在《通报》中所说的“大声喧哗”。据家长事后了解，校方有监控视频可以证实，卫生间发生施暴期间，曾有一老师模样的人，以及多名学生出入过卫生间，但孩子并未被解救。因为基本事实的错误，《通报》的处理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而作为受害孩子家长，他们并没有提出过此事是否属于”校园欺凌”的鉴定要求，也不明白教育局为什么要主动在《通报》中认定此事不属于“校园欺凌”。

家长认为《通报》是出于应付

教育局主动做出了鉴定，聪聪爸爸仍表示不服，他认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当地教育局下发给相关文件规定，事情已经构成“校园欺凌”。

而参会的区教育局一位女干部，此前经过组织家长代表、人大代表、教育专家召开听证会，一致认为此事构不成“校园欺凌”，家长如果不服，可以去起诉。也正是因为构不成“校园欺凌”，家长提出的让孩子转学的要求，也就不符合条件，不予支持。

双方僵持不下，协商会不欢而散。

“那位女干部的态度非常强硬，又说《通报》就是最终结论。还6次反复强调，说‘你们不满意，可以去告我，去告教育局。”郑女士说，“既然开听证会，为什么不让我们家长参加？我们从来没有要求鉴定’校园欺凌‘，可他们却主动去做鉴定，他们到底怕什么？我看这个《通报》，纯粹就是为了应付舆论。”

针对郑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于1月24日下午拨打了沈阳市于洪区教育局杨局长的电话，语音提示该“手机已关机”。记者随后拨打了东平湖街一小佟校长的电话，连续拨打多次，均提示“正在通话中”。

孩子妈妈怀疑自己也“抑郁”了

47岁的郑女士要孩子比较晚，聪聪是独子。她还向记者出示了聪聪此前获得的各项奖状、荣誉证书，包括国家、省、市级的各类奖项多达近30个。除了学习成绩优异，聪聪在书画、舞蹈等方面也很突出，是多年的优秀特长生，还曾作为才艺新星，做过“东北地区小形象代言人”。

”我向教育局反映的问题，是我儿子在学校被罚跪磕头导致了抑郁，而教育局最后给我的结果，是认定这不是’校园欺凌‘，因此不予转学；教育局对施暴学生的要求，仅仅是道歉了事，并未做出其他处罚，而施暴学生至今也仍未给我孩子道歉；这样的处理《通报》，会不会助长学生的暴力倾向，会不会影响更多的学生去模仿；还有孩子的医疗问题呢，难道因为不是’校园欺凌‘，就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后果吗？“郑女士说，为了聪聪的事儿，近两个多月”每天睡眠不足三个小时“，她甚至怀疑”自己也抑郁了“。

律师说法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少春律师分析认为：首先，作为学校来说，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子女在学校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如果因放任不管或监管不严，导致校园霸凌行为出现致学生受伤的，那么学校依法应当承担一定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对于实施校园霸凌行为的学生来说，除批评教育之外，如造成他人身体、精神损害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对于受害学生家长来说，学生家长可以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投诉反映，教育部门有权调查后依法依规处理；如对处理结果不服，可向上级行政机关复议或投诉。此外，如因此造成学生身体或精神受损害的，可以向当地法院起诉解决。

（原题为：《沈阳9岁小学生被罚跪磕头“重度抑郁”，家长要求转学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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