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这一代》的见证人？-海口c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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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哥按即使作为肖全拍摄的《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叫易知难，所有人都会羡慕她能拥有这样被定格的瞬间。

这张照片曾在成都一个地下厅展出，很多女孩站在这张照片前面不肯走。“这张照片让很多女孩发疯，她们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肖全这样叙述拍摄易知难的经过：

1988 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见两个穿牛仔衣、披肩长发的女子，骑着自行车很拉风。后来知道其中一个人叫易知难，另一个叫黄劲，是好姐妹。我参加了一次易知难在锦江宾馆 9 楼的生日派对，那天她很开心打着手鼓在音乐下忘情地摇摆。何多、家琨、朱成、江河一个比一个疯地跳舞。第二年我与黄劲同在《解放成都》电视剧组里，跟知难儿的来往越来越多。剧组去人民南路游行她也去凑热闹。

1990 年的五一那天，她去我家玩儿。知难儿突然对我说：肖全，老子认到起你这么久了，你娃还不给我拍照？对啊！那就今天嘛。知难儿给了我 50 块钱，她陪我去买了一盘保定(乐凯黑白胶卷)的盘片。我们又去了科甲巷最时髦的服装店买了裙子。

回到她在四川舞蹈学校的琴房，她换上那件蓝底白点的裙子开始化妆。我在窗下的桌上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崔健的图片说明。我一扭头，知难儿的妆化好了，她点燃了一支香烟。我愣了一下，看见她眼里含着泪水。我没有问她，左手拿起相机对着她按快门。一口气我们拍了 7 个胶卷，几乎没有说话。

后来，知难儿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那样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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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那一天易知难和肖全的合影。

这本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让人想要用力的喘上一口气：1986年爱说爱笑的马季、赵炎，家喻户晓的毛阿敏在演唱，工厂下班后滚滚的自行车流，刚刚进城的务工青年，用铝饭盒吃午饭的棉纺厂女工，1990年新长征摇滚路上的崔建，1993年在胡同口吃油条的窦唯，还有这张：

1983年下着雪的冬天，成都包家巷成都妇产科医院。那一年，我们的口号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为了这本书的出版，肖全写下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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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某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兵役。我将每月不足 10 元钱的津贴，用来购买摄影资料。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莱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

1984年底，我复员回到了成都，也像他们一样去拍摄我熟悉的城市和身边的人物，当时的成都，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保持着民国和清末的模样，到处是木板瓦房星罗棋布的小巷和院落。锦江河一带，还是自然平缓的河床，九眼桥往上走就是望江公园，唐代女诗人薛涛就在那里，制作了薛涛笺，这条河水是通往浣花溪的，当年李白、杜甫应该常来往于此。

很快成都开始大量地拆房子，不，应该说是整个中国想要变样子了。1988年我在北京故宫拍到一组图片，几个从大山里出来的老爷子，走在当年皇上踩过的石板地上，忐忑不安；一个来自西方的女游客，背着包看着太庙上的飞龙和琉璃瓦，试着去理解和接受这个陌生的中国；一尊石狮子，被一道铁丝网罩住，但那头狮子的神态清晰可见，这头沉睡的狮子已经醒来。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

在这些岁月里，我同时还经历和拍摄了中国几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1986年冬天，北岛、舒婷、顾城他们到成都参加“中国星星诗歌节”(中国当代诗歌进入鼎盛时期，“朦胧诗” 兴起……)：1990 年春天崔健在成都，为北京亚运会集资演唱会（摇滚音乐点燃了一代青年人内心的火焰......）； 1992 年秋天，吕澎在广州策划举办“首届广州艺术双年展”（他使中国当代艺术最早脱离体制，直面金钱和市场.....）；1994 年深秋，张艺谋和巩俐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挥泪告别（中国第 5 代电影辉煌十几年后，悄悄滑向另一条路......）;杨丽萍用舞蹈传递人类与天地间的关系（她的舞蹈影响和确立了不少中国人的审美......）

吕澎把我这部分图片称为“历史的语境”。它真实、自然、客观地记录了中国人推开国门兴奋又茫然的表情。

《象罔》曾做过我两次个人专辑，三毛和易知难都曾被收入，因此我也打算在这本新书里请回她们入席。三毛离开我们 23 年了，又一茬的年轻人在阅读她；易知难的图片，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所产生的影响力，让人震惊。她那种淡淡的伤感以及毫无修饰与造作的美丽，仍然被现在的年轻人视为经典。

1996—2014年的18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照片恰恰真实地反应了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我很庆幸自己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

早在拍摄这些人物的时候，我想到过一件事。我对好些朋友讲，10年之后我再来拍你们。一眨眼这本书出版已接近20年了。2007年1月，艺术家张晓刚曾对我说过：肖全你应该再来拍这帮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包括老外都是透过这本书，了解这些人的。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做了什么都写在自己的脸上。这不是几个人的输赢问题，是这个国家一代人的故事和形象。你要不做，没人可以做”。

我花过不少时间去做准备，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来做这件事。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它源自我内心的脆弱。因为在我拍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何等地年轻，个个风华正茂。其实我又何必去执着那个相呢，青春怎么可以常驻，每个刹那间的生命都在改变。好在 20 年前我为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光荣的影像。此时此刻，我们绝大多数人正在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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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芽带着女儿褐褐去吕澎家，他们的女儿年龄相差不大。我们在吕澎家的院子里拍照，一堵高高的灰墙，就像天然的大背景布。我很喜欢在这里拍照，让吕澎沾沾自喜的“青年近卫军” 那张照片，就在这一天拍摄的。春芽那天穿着一件黑色长大衣，说老实话他真的很帅，又从德国回来不久，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包括从德国回来的张枣）。

我提出去春芽的画室给他拍照片，在去成都画院的路上，看到路边有吃的，春芽下了自行车给褐褐买包子。盖子揭开热气腾腾的白烟在逆光下很好看，我拍下了当时的情景。我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认为春芽回到成都，给本来就“春意盎然” 的成都艺术圈，锦上添花了。我身边到处都是朋友，并且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

多年后，褐褐（已经是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从日本回来，我制作了这张照片请吕澎送给褐褐当做结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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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一百万元。这天晚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四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由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先进大音箱传出的巨大音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最高极限。画家张晓刚的妻子唐蕾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

当《南泥湾》的歌声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素不相识的人们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摇动着，他们和崔健一起唱着。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这歌声中，最普通、最麻木的人也被唤醒了。

这种力量，只能在战争年代和足球场上才能感受到的。整个体育馆沸腾了。一些留学生打出标语：崔健俺爱你！一个女学生冲上台给崔健献上一只挂笔，幸福地吻了崔健。崔健看了我的照片，说很喜欢。他最喜欢的是一张小样：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瞪大了双眼注视着台上的表演，他的身后是一排严肃的公安战士。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有一堵旧墙和TV 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这张照片。

崔健想了想，下了车。我操起机器，按了二十一张，老崔不停地改变着身体姿式。一分钟后，我心里有数，一幅好照片刚才已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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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在茶馆里，北岛、舒婷讲他们在国外的事。舒婷说，在西方，妇女冬天也露着小腿，进大厅有人给脱大衣，当然你得给人小费。

顾城只得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还没出过国门。太阳西下，天色不早了。我们坐上一辆小中巴，大伙儿余兴未减，北岛、李刚带头唱起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护送我的爱人上战场......歌声笑语飞出窗外，警察和路人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一百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顾城回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

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1987 年 1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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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窦唯的面孔，那是在上海看“唐朝”的电视专题片的事。窦唯留着短发，非常冷静地评价“唐朝”的音乐。后来又在张元的家里看《北京杂种》，窦唯在影片中有一段很好的现场表演。他站在一支黑色的麦克风前，在奇妙的光效下，一边唱一边扭动着他的身体。那时他正在“黑豹”任主唱，他的歌，在中国乃至亚洲都十分流行。

“黑豹”和“唐朝”两支摇滚乐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老牌乐队，而那时“黑豹”的一系列好歌，都出自窦唯之手。我与窦唯真正见面，是住在丁武家的那阵子，我们约好在雍和宫大门口见面，离这不远就是他家。

窦唯骑着一辆自行车，很准时地来了，我们坐在一个花台边聊了好一阵子，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他家。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但十分干净，窦唯的房间是用一块布帘隔着的，他放了刚录制完的《黑梦》工作带给我听。放音乐的机器十分普通，但那两只普通喇叭里传出的却是极具个性的音乐。

我坐在他的沙发上，用了一半的心思去听，另一半留给了眼睛：小窦躺在床上抽着烟，紧闭双目，两只皮鞋被脚带上了凉席，这是一张被小窦睡得发红了的竹凉席。窦唯不太善于用语言表达，他的整个人始终处于沉默状态，所以他的工作与他的生活很难分开，他好像老待在音乐里。

我拿出相机，随意地拍了一点。我们开始谈明天的工作，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清晨拍照片。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丁武的闹钟叫醒，抓起摄影包出了门。我走了很长的路也碰不上一辆出租车，抬头望望天上，月亮和星星还在。

赶到小窦家正好是我们约定的五点钟，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小窦穿上一件黑西装，我们在他家附近的胡同里转。卖西瓜的人在露天盖着花被子，老头儿、老太太们也起床了，往公共厕所方向走去。往往一天开头的这段最宝贝的时光，是被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所独霸的，年轻人则去顾及一天中的另一头。

我们的工作快要结束时，太阳才慢慢升起，它把我们的身体长长地投在路面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今天的太阳是为我们而升起的，这一想法，当然是过分了一些，不过一早起来工作，的确是令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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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钧盘腿坐在地毯上，非常仔细地看着我的每幅照片，他每看完我一幅照片，都小心翼翼地用双手轻轻挪在一边。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拍这个人。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泼皮”，却十分有涵养的艺术家。

第二天，我去了他的画室，他正在画一批“水里游泳”的大画，主要是画他自己的秃瓢形象和一些奇怪的女孩儿。方力钧每天一大早骑车到这里来“上班”，中午和另外几个艺术家一起吃“小食堂”，他们合请了一个小保姆做饭。

方力钧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瓜，天热了，在藤条下纳凉。他的画和刘炜的画，这几年在国际上频频亮相。那一阵子，他画自己的光头，刘炜画他的革命军人的父母。两人都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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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张艺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的家。我们的车穿过长安街，往南郊方向驶去。张艺谋脱下了那件温暖的军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显得十分精神。这是我近半年来第一次与张艺谋独处这么长的时间。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你下面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有一个计划，我想为我拍过的其中几个人做终身拍摄。张艺谋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想拍哪几个。

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你。他点点头表示认同。

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

这是一幢非常宽大舒适而华丽的住宅。不知为什么，我脱了鞋，跟他走进房间，踩在干净冰冷的木地板上，心里便一阵酸楚：张艺谋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张艺谋对我说，我先给我女儿打个电话，你自己倒水喝，想吃东西冰箱里什么都有。张艺谋的声音从二楼传下来：爸爸实在对不起你，说好了星期六下午给你打电话，可爸爸事情太多，身不由己，我想暑假带你去玩，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用功学习......后来他又让孩子的妈妈替他找《一个和八个》的电影剧照......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他把我放大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装在镜框里，我们一起布置工作室。他从楼上抱来一大筒招贴画，有《秋菊打官司》《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巩俐的照片。这些是小姐（巩俐）的，保管好，他说。大家心照不宣地忙碌着，要是小姐在家里，这工作室该有多少笑声呀!

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上海的军用码头，张艺谋在这里拍了一场大戏。这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中的第一场戏。当时大家都知道了，昨天《新民晚报》向全世界发布了张艺谋和巩俐分手的消息。一些记者像“特务”一样混在人群中，冷不防冲到张艺谋面前采访，制片主任像警卫员一样保护着艺谋，拒绝一切干扰。戏拍到黄昏，张艺谋已精疲力尽，随着他的一声“停！”。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刚刚还在风里雨里的群众演员，把这位穿军大衣的导演团团围住，请他签名，那场面感动了所有的人。制片主任说，让他去吧！也许他会好受一点！

黄浦江水，滔滔地流向远方，夜幕开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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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尚扬说，他有个学生叫曾梵志（右），很不错。一天曾梵志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看起来很清秀。我们在尚扬的画室里聊天，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他语言不多甚至有点害羞，我给他们拍照，面对我镜头的曾梵志，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另一面来，无论是他的眼神还有他的手势，都给我一种好感，看来这是一个藏而不露的人。

第二年他参加了吕澎的“广州双年展”。据他自己回忆，他到广州交作品的时间比别人晚了，评委对他说，作品留下吧，你可以走了。他没有转身离去，而是背退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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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翟与何多（何多苓）是 1992 年从美国回来的。看来美国画商的确令他失望了。1995 年春节，我从上海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剧组回成都过年，在诗人唐丹鸿的“卡夫卡书店”聚会。那天，我犯傻了，我竟然带着我在剧组工作的全部器材，有那么点想显示一下自己设备的意思。

何多的三菱吉普车停在黑乎乎的路边。我把全部行头都放在了他的车上，包括刚刚买到的小翟新出的诗集。那天拼了好几张桌子，吃火锅的人有一大堆。当我在海阔天空地聊大天的时候，何多的车正在被人下黑手。我的相机连同摄影包和我的酬劳全飞了，车窗玻璃被撬了。

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小翟、何多陪我去报了案，回到他们家，他们给了我一千美金，我忘了是如何感谢他们的。小翟让我去请张艺谋，帮我写封信，给成都公安局。老谋真的是好人!

一天清晨，何多打来电话：“肖全，你娃还在睡嗦？妈哟，相机找到了！”

那年也正好是我的本命年：36 岁。

夏天到了，我回到成都，在家里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了十来万字的东西准备《我们这一代》的出版。秋游时间到了。一个车队从成都出发，去彭州银厂沟九峰山玩。小翟、钟鸣、刘家琨、唐丹鸿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上海的诗人陈东东和我还有毛毛是单飞的。山里的确凉快。到了夜里，全躲在被子里，很显然，有钟鸣、家琨、何多，那一定有几箩筐的“龙门阵”摆的。欢声笑语不断。

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裹着被子在山里小道上走夜路。我用的相机，正是何多、小翟给的美金在上海买的。彭州有个法国人建的天主教堂，叫上书院，坐落在白鹿镇里。我们全部被这个荒凉又壮观的建筑感动得一塌糊涂。在一个空旷的回廊上，地上晒着稻谷，我让小翟坐在上面，模仿何多著名的油画作品《小翟》的构图，心里偷喜。之后我挨个地拍了他们的家庭合影。

今天大概只有刘家琨的家还可能挂着那幅照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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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从德国回来了，他借宿在钟鸣家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风流倜傥的青年，极有风度，他与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在一起，会立即显出是留洋回来的人。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玩文字游戏，轮流说一句对“女人” 这个词的修饰。柏桦排第一，他脱口而出，美丽的女人。我也说了一句，模糊的女人。最后，大家还是认为柏桦的最好。

那些天，张枣可没闲着，晚上八点的约会，十点钟又到了第二家。一天，他们约好一个女孩去钟鸣家。张枣不让我去，他说，肖全要去，就让他化妆，脸上缠着纱布，否则我们还有什么戏？柏桦说，肖全从不跟女孩玩。

我和张枣骑自行车去拍照，路上我们一起背诵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我当时正在“死磕”孙道临版本的电影配音，他的“哈姆雷特”声音极其高贵。我吃力地去摹仿他的发音和气息。张枣还给我讲了一段他在德国的经历：一天，他正在一片森林里散步，太阳突然从乌云里蹦出来，顿时一道道的光芒从树林里照在草地上，他的身后是一群少女，她们一边尖叫着，一边剥去身上的衣服，朝不远处的湖边奔跑。张枣说，她们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