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采访来看，宋委员对这一现实的矛盾认识得很清楚，她提到，女性员工因为要照顾孩子，经常存在请假、不能出差等情况，确实给企业带来诸多不变。国家可以考虑出台更多二孩福利政策、解决女性就业难的政策，“否则一味让企业承担压力,结果可能会间接造成不利女性就业得因素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减少。”也正是为了避免因无法接送孩子而造成女性员工离职，宋委员提议将幼儿园、小学放学时间延长至晚6点，便于父母下班后接送。

可即便理解企业的困难，女性就业的尴尬，也提倡国家需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但宋委员提出来的核心解决办法——延长产假3至6年，同时为产假女性发放五险一金等，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按照她的建议，女员工是能多享几年清福，孩子能健康成长，但企业却要为之承担巨大的成本。以往舆论呼吁将产假延长半年到一年，企业尚且都叫苦不迭，一些女员工害怕失去工作，即便有政策护航，也不敢多休，宁愿提前上班以保住饭碗。若产假一下子延长好几年，员工3到6年不工作还能照拿工资补贴——试问有几个企业可以负担得起，又有几个员工敢休呢？

当然，宋委员也提出，要减轻企业的负担，比如政府可通过退回企业总社保比例数额来给企业补贴。但相对于企业付出的有形无形的生育成本，这部分钱可谓杯水车薪。说到底，还是让企业为扩大的生育福利埋单。这种“慷企业之慨”的建议，只是看上去好美，实际上毫无操作空间，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女性都没有好处。

产假能不能延长，能延长多久，关键是看生育成本由谁来兜底。让企业来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女性生育的不仅是家庭的后继者，也是未来的纳税者，是国家的人力资源，对国家来说是利好，但短期来看，对企业却是利空。按照谁获益谁承担的原则，至少国家在女性生育扶助上，应该是出力更多的一方。现实中，恰恰是公共财政承担得还远远不够，企业承受得过多，才导致女性员工越发被排斥于职场之外，遭受残酷的“母职”惩罚。

遗憾的是，尽管全社会意识到了生育的紧迫性和女性的就业困境，现有的各项建议，仍是在个人及企业上下功夫，总希望企业承担得多一点，更多一点。虽然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是无条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能危及企业自身的生存。企业只有先活下来，发展壮大，才有余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然而，中国95%是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要生存下来，它们势必要千方百计地缩减成本，招聘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其实，这些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已经履行了最大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一下子对它们要求太多。何况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加上疫情的冲击，很多企业还在生死的边缘挣扎，任何一点多加的负担，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如果把企业搞死了，哪来的就业，有哪来的产假和后面的生育福利呢？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不应该只成为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生育成本的问题，不是企业发扬风格、乐于奉献就能解决的。政策也好，建议也罢，不能“慷他人之慨”，公共财政若不能切实分担生育的成本，不能从根本上减轻企业的负担，延长产假对女性员工而言就不是福音，而是地雷，这意味着她们将遭受更加严酷的职场歧视，最终的生育成本将转嫁到了个人身上。不去触动现有的成本分摊机制，将产假延长3到6年，无异于一厢情愿、痴人说梦，恰如糖衣包裹的砒霜，表面很甜，但真的要人命，这是我们需要严格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