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直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冷核聚变理论或现象被学界接受。一位中科大物理学博士、某高校教师形容这个命题的难度说，相当于人类一百米跑进了0.95秒——“我只能说这是在做梦。以目前的技术来看，声称能实现冷核聚变，和声称百米跑进0.95秒没啥区别。”

刘本良不在乎这些评价，每天依旧在家里鼓捣研究。生活里也再找不出其他爱好，他很少出远门，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家附近的香山公园，去年才第一次去。

刘本良的实验台兼书桌。讲述者供图。

偶尔绕小区散步，他总顶着红肿的脑门回来，不是“磕广告牌上了”就是“撞树上了”。总之，沉浸在物理世界里，吃饭在想，走路在想，连做梦都是那些问题。家人拿他没辙，至今不敢让他学车，他们包揽了所有家务，只有取快递或搬运大件，才会不得不动用这个男性劳动力。

只有那些灵光乍现的瞬间，刘本良会突然找到妻子林晓，随便扯张纸就给对方“噼里啪啦”演算一通。林晓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目前在中科院做博士后，没有哪次不是听得一头雾水，通常默默听完，“就假装听懂了，不然他又要给你讲一遍。”但类似的情况多了，林晓也开始忍不住吐槽：“你做的那些都不是人做的研究。”

十几年埋头研究，就像在沙漠里找大海，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直到谣言传出那天，生活才掀起波澜，手机突突响个没停，亲戚朋友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询问，他才知道自己“成功”了。

“没有去美国”“一直在北京”，刘本良挨个回复，还是赶不上谣言蔓延的速度。陌生网友抢着加他好友；有人放言要花千万聘他做研究顾问；几年前登上电视求职的片段重新被翻了出来，骑电动车接儿子放学，连路人都把他拦下：你是不是那个刘本良？

无奈之下，他登陆微博，郑重表示，自己从未赴美工作，未来也不会。

变异分子

刘本良一直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个人，无论他的选择，还是研究本身。

北京西北郊区的冷泉村，林区环抱，多年来以民工聚居而出名。搬进现在的公租房之前，刘本良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砖砌的平房低矮破旧，石板铺就的小路也坑洼不平，胜在便宜宽敞，能专门辟一间房用作实验室。

他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量子驱动装置”研究——如果能被证明，别说超级电池，电影《星际迷航》中能够制造万物的“复制机”也将成为现实。他相信这会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方程一样伟大。

2013年，他博士毕业的第一年，这个伟大计划吸引了河北一位矿厂老板的投资，对方看中电池的潜力，希望能将它实用化并量产，慷慨赞助10万元。加上存款，刚好凑够20万元，刘本良觉得，差不多够了。

与最初的构想大不相同，他以为几个月就能做出实验，实际操作却不断失败。后来不用具体做实验，在头脑中想一想就能否定。刘本良用潜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那片海域是神秘的、诱惑的，也是未知而残酷的：“我以为这就是个小沟，向下潜10米就是沙滩了，结果我潜了100米、1000米还不见底，敢情是马里亚纳大海沟，无限深，没有底。”

但刘本良的选择是，一路往下，不管不顾，直到今天。

专注、大胆，这是熟悉刘本良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本科同学马仁殿毕业后和刘本良多年没有联系，再次见到他就是在冷泉村。马仁殿有些惊讶，这个他曾经觉得最有希望当院士的同学，正埋头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实验器材里。

马仁殿这时已经在山东经营起一家铸造厂，刘本良母亲一边招呼他一边埋怨起自己的儿子，“本良，你看看你大学同学，人家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跟个无业游民一样，天天媳妇挣钱养家糊口。”马仁殿这才得知，刘本良成家已好几年，孩子也有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开销都靠妻子的收入，靠他69岁的父亲去工地卖体力每天挣的两三百块钱。

刘本良热情介绍着他的研究，马仁殿忍不住多嘴：“你这样混着也不是个事儿，孩子等其他方面你也得考虑下”。刘本良则回答：“（其他地方）我找不着群体。”

刘本良介绍自己的研究计划。魏芙蓉摄。

关于刘本良的研究，那些“鲸鱼们”，博士同门师弟张磊也不能理解。多年后，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的他，听到刘本良嘴里的“冷核聚变”、“量子驱动装置”，发现他的研究已经跨到了自己陌生的能源领域，觉得有些意外。“我们博士时都是研究光学材料，他从光学换到原子物理领域，跨度是非常大的，相当于重新开始。”张磊说。

“从我的知识储备上来说，我是非常难理解（他）的，你要怎么实现？现在有关量子的研究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条件，原理上听起来似乎可行，但运用到实际中，挑战是极其巨大的。”专业相关性弱，接不上话，后来刘本良再跟他提起，“也就只能听一听”。

刘本良那时已经完全脱离学术圈了。他恐惧发论文，博士毕业后再没有发表过，“写论文得追求形式，不然别人把你批得体无完肤”“没形成体系前我不太愿意写论文。”

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没关系，在科学研究的世界他不会觉得孤独，那里有爱因斯坦，有卡文迪许和麦克斯韦。

现实中仅有的同伴是一些“民间科学家们”。当研究陷入死胡同，迷茫到了极点，刘本良开始“上网瞎看”，加入一些能源研究的QQ群寻找启发。在那里，他发现了很多“同道中人”——边修空调边研究电路的小伙子；沉迷电磁学研究的银行职员；在家里摆满机械车床的税务工作者……他们通常没怎么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但都试图一举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刘本良在群里和他们聊得火热，一会琢磨怎么“把银子变金子”，一会又讨论UFO，当他发现一本由网友自行搜集、并用谷歌翻译而成的“世界民间科学技术和发明”手册时，兴奋极了，厚厚一本特地打印出来，找到博士同学分享，没成想被泼了一盆冷水：“你现在怎么搞伪科学了？”对方拉黑了他。

说完这段“走火入魔”的经历，刘本良马上又补充说，自己很快回到了科学的轨道。触发点是他发现他人装置的破绽。几场拉锯战后，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的区别——群内大部分人都把爱因斯坦当敌人，多年的科学训练让他相信，爱因斯坦是朋友。

他的目标就是要站在伟大人物们的肩膀上，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在他看来，伟大的科技都是预言家对社会影响的结果。100多年前，特斯拉发明交流电电动机，让经济高效地远距离传输电能成为可能。如今，他也想找到新出路，“量子运动可以持续对外输出能量”是他给出的预言，他相信这会颠覆世界。

“我不排斥别人说我是民科，我的确会用民科的方法去研究”，刘本良如今说。相比“民科”的称呼，他更习惯称自己为“科学界的变异分子”，“我觉得社会应该允许异类的存在，可能会有失败的变异，但变异（次数）多了，其中就会有好的变异。”

和大科学家站在一起

这么多年，刘本良一直在渴望追寻伟大。但在故事的最初，他其实是极度自卑的一个人，尽管这一点被他深深隐藏，很少有人注意到。

马仁殿回忆，大学时代刘本良就喜欢聊“大问题”，“学科啊、热点新闻啊，他什么事都要见底儿，动不动就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分析合理性，上高度、上价值”，马仁殿形容那时他给人的印象，“木悠悠的，大家都不愿意接他话茬儿。”

刘本良也知道自己的“格格不入”。那是20年前了，他刚从日照农村考上山东大学时就发现，自己一口方言，总跟同学“交流不到一块儿”，没有朋友，经常自我怀疑，“感觉自己是不是哪错了，是不是精神异常？”

他因此感到自卑，也强烈刺激着他做出一些改变。不落下一场聚会，集体合影时露出“人见人爱的表情”，篮球赛之后跟着吹嘘团队协作的利好。

只有学业让他引起过注意。本科同学四年，马仁殿对刘本良一直没什么印象，“籍籍无名的”。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刚巧和刘本良前后桌，问完数学题才发现，“欸，这人脑子挺好使”。

刘本良也向我回忆了大学里的许多表现。研究小组讨论一篇博士论文，他用十几分钟就指出了对方的创新点；本科毕业设计，他研究并描述了液态金融结构的一种新变量，再一次得到老师的夸奖。

学业成了他摆脱自卑的底气。刘本良在意这过程中的每一个回响，比如老师当年看向自己的眼神，他描述是“欣赏的”；最让他受鼓舞的是，材料系老师秦敬玉在他毕业后还不忘鼓励：“你应该多搞一些科研，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生”。这句话刘本良记了很多年，给了他信心：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打算继续做科研，而且要去“研究材料最牛逼，设备最高级的地方”。

刘本良的研究构想。讲述者供图。

“老想着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这也是马仁殿对这个朋友的印象。当年刘本良以高分考上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大伙儿一块聚会，马仁殿还拿他开玩笑，“如果我们将来能出一个院士的话，刘本良有机会了。他就喜欢干这个，你让他跟人打交道，要他命的。”

刘本良在科研上的跨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大胆。在中科院，当纳米材料界顶尖的科学家来校讲演，他直接冲到近前：我可以跟着您做研究吗？申博时他打算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这样的世界名校，“去学习他们最先进的技术”，100美元一所的申请费让他有些为难，他申请了三所，一所没中。

最终是用来保底的香港中文大学录取了他。2007年，他来到香港攻读物理材料学，全然陌生的世界，他害怕的事情又出现了：自己又成了那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入学不久，他就跟导师宣布：“我要做个有意思的材料！”他试图研究一种全新的聚合光能的薄膜材料，颠覆光能的应用。

这时的课题组里，刘本良已经完全活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门师弟张磊记得，当时大多同学都选择跟着导师的步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慢慢积攒成果，只有刘本良是个例外，“他不听导师的，导师嘛……其实也懒得理他。”

在刘本良看来，“大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麻烦的钥匙。搞定它，不仅毕业、研究基金都会紧跟而来，他会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立足，“如果我做出来，那些人（其他同学）我也觉得没啥了不起的。”

这是场和未来的豪赌，刘本良压上了所有时间。他勤奋、自律，整天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设计实验、测试验证、调查资料，每天搞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周末。

两年后，豪赌以失败收场。穷尽所有办法，刘本良得出结论：这种材料是不存在的，它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因为这项研究，他论文也没顾上发，毕业一度成了问题。最终，还是靠完成导师给的课题才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多年以后，刘本良主动回忆这段经历。他脸上看不到一丝懊丧，相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经历了这些）你再也不屑于搞小问题，我就是做大问题的那类人。”

为什么研究失败反而更相信自己？

刘本良讲了自己一个发现。不久后他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看到一篇文章，一个知名教授提出有关光学材料的想法，跟自己的设想极其相似。他不觉得自己有多天才，但这个事让他更相信，只要自己花足够的时间，就能抵达大科学家的位置。

他也提到一种更为隐秘的体验。研究期间，他的精神和体力付出都趋于极限，“我再翻开物理书的时候，发现每条物理定律背后科学家付出的努力和我付出的其实是一个级别的，只不过成功的人进了教科书”。

他说，自己由此确信了以后的道路，把研究“大问题”作为生活方式，“只要我选择这种方式，某种意义上我就是成功的，我就和那群大科学家站在一起。”

走出“大问题”

和大科学家站在一起的刘本良，在家里则几乎成了隐形人。不仅没有工作，孩子成长中他也几乎没有从研究中分神，以至于偶尔带孩子去趟公园，他妈都感慨，“稀罕了”。如今孩子大了，十几岁，面对刘本良总是沉默少语。

生活的压力不可避免地落到妻子林晓身上。靠着公公婆婆帮衬，她才能勉强在学业、工作和照顾孩子间周转，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完了自己的博士学业。这几年她做博士后的收入，一直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妻子林晓说，她是刘本良研究生时的邻校同学，小他几届，两个人通过网络聊天相识，“那时周围人谈吃喝玩乐，到后来谈成家和工作，他嘴里永远都是专业和理想。”两个人能走到一起，林晓觉得是一种“惺惺相惜”感，他们都是不擅长交际、喜欢泡在书本里的人。

后来两个人在科研上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跟科研圈大多数人一样，林晓面对产出压力，习惯先搞定力所能及的，然后再去挑战不可能。但她很少干预刘本良的选择，并且给予了他最大程度的自由。

家人的付出，刘本良不是不知道。对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表现得很善谈，只有在家庭的话题上他会显得格外沉默。“我有点滥用（家人）信任。”他说，“但凡我靠谱点，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但转念一想，“一个人愿意钻研的黄金期就这十来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事实上，这些年刘本良有过不少机会，能回归常规的人生道路。在旁人看来，机会最好的一次是博士毕业那阵，他入职了一家生产导航产品的公司担任开发工程师，也最先捡起了些“小问题”，打算研发太阳能雨伞之类的工艺品，赚点小钱。

但那时他30岁，自觉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怎么能在这些简单的事情上花太多时间？你要去做你该做的、非常骄傲的事情。”工作干了两年，辞了，“小问题”没研究出眉目，也放弃了。

平时，刘本良只在接送孩子时才会出门。魏芙蓉摄。

马仁殿也很多次想把他拉回现实。2016年，自主研究花完了刘本良所有积蓄，他找马仁殿借钱，马仁殿二话不说给他打了五万，本意是希望他去找工作，“去买身漂亮衣服，面试去。”但刘本良拿着钱，转头就又扎进了研究。

因为担心刘本良的状态，每次来北京马仁殿都要约他见面。他考虑过直接投资，只要计划可靠。“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的成果想要商业化的话，你把原型拿出来，我看看值不值得推？”话题每次都从这里开始。

但几年时间，类似的谈话进行了五六回，马仁殿都没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他有一定的想法。但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主路是什么、辅路是什么，要突破哪些难题，在什么时间段内解决，他不清晰。”虽然心系老友，但马仁殿也是个商人，“钱不能这样投，是吧？”

如今，马仁殿总结好友的性格说：“刘本良是一个简单的人。”这种简单，主要体现在“选择上的简单”：“主动放弃了那些他不想面对的、复杂的东西，选择了一条他觉得最简单的路，一朝鲤鱼跃龙门，恰恰是最难实现的。”

马仁殿回忆了三四年前某次见面，他来北大参加培训，俩人约在会场，见面之前他特别叮嘱刘本良：这地方不能穿太随便。后来刘本良来了，衬衫，长裤，马仁殿看着觉得都挺像回事，但瞧到长裤底下那双“哒哒”的拖鞋时，无奈沉默了。“他只想把心思花在他的目标上，既不想被学术体系束缚，也不能适应企业考核的压力，他不太喜欢遵循我们这种游戏规则。”

真正对刘本良产生冲击的是2018年，妻子怀上二胎，他又要做爸爸了。那天，刘本良像往常那样准备着自己的实验，一向温和的林晓突然打断了他：“快点，打车去医院！”还没反应过来，浑身泛青紫的妻子就被护士尖叫着推进了产房。

那时他因为研究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老二早产，他攥着缴费单在医院跑上跑下，发现再也掏不出更多的住院钱。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得当时心脏“砰砰砰”的强烈颤动感。

刘本良意识到自己必须从“大问题”里走出来了。他去前同事那里打听还有没有回去的可能；也找了在高校当教授的同学，实在不行就去做个博士后吧；为了“多条腿走路”，他还想到了《非你莫属》，那是当时最火的求职节目，主持人张绍刚跟嘉宾奉献过很多经典画面。

上节目那天，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正装，宽大的衬衣西裤显得并不合身，胡子也有些时间没刮了。他向现场所有人宣布：自己发现了一条将影响世界的新的物理定律，未来一块5号电池足以驱动一个家庭数十年。但他的要求不高，只要月薪5000的科研工作。

评委团显得疑惑，“你是真的博士吗”“头一次见博士的期望薪资是5000元。”刘本良的语气变得激动：我是搞科学的，科学一定会赚钱，我心中（未来）是要赚几百亿。

评委团全员灭灯，但刘本良火了。雄心壮志和窘迫现状之间的鲜明反差，他成了网友眼中的“落魄才子”。更多人则觉得刘本良走火入魔了，成了“民间科学家”。节目又增添一个经典画面。

当年，节目组工作人员曾私下建议他：以后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这样不好。他为此进行了自我反思，“他们关注的都是那些啊，研究人际关系、怎么说话得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完全应付不了。”

某种程度上，刘本良自顾自埋头研究的状态从此被彻底改变了，陌生的注视、议论在他身边围绕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刘本良就会在网上看到突然冒出来的关于自己的评论。有老同学看了节目也告诉他：“让人感觉你跟整个体系脱轨了，对你的发展（影响）很不好”。

而节目播出四年后，一个更离谱的谣言在网上传播，节目视频配上爽文般的结局——在某个好事者的想象中，刘本良成功了，被美国挖走，年薪1.2亿美金。生活又一次掀起波澜。

“我已经没办法推翻我自己”

我是在谣言风波后见到刘本良的，去年下半年，海淀一家咖啡馆门前，他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个头不高，微胖身材，因为顾不上整理，外套有半边衣领直直竖着，不管是模样还是说话语气，都让人看到他上节目时的影子。

公开求职后不久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节目播出前，前公司率先抛来橄榄枝：你不是喜欢搞研究吗，公司新成立研究院，你来找个题研究吧。

一年前，他再次辞去了工作。“（研究）这是我的使命，只有做出来了，负面效应才会变成正面效应”。辞职的决定起初妻子不同意，林晓希望他兼顾生活和家庭，哪怕少挣点，去当个保安也没关系。但十几年的婚姻生活，林晓不敢说绝对理解这个男人，却也基本认清了现实：任何想要说服他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刘本良至今不知道那个谣言是怎么冒出来的。谣言蔓延，网络上关于他的评价陷入两极。 “他肯定能做出来”，“他完全不靠谱”，每条留言他都查看得很仔细，有些甚至能直接背出来——

“看来咱们国内科学界要出一个能推动世界进步的人物了！”他印象最深的一条。

“这人就是被爱浇灌出来的，没有爱的话他干个屁。”这条他也同意。

还有人提到了张益唐，“除非你能力跟张益唐一样，否则研究搞不出来”。这位华裔数学家博士后也曾远离学术圈多年，孤独钻研数论，最终成功破解历史性难题而一举成名。刘本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去搜他的经历，觉得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我跟张益唐经历完全一样的，他解决数学问题，我解决物理问题。张益唐只解决大问题，我也只解决大问题。”

所有消息里他最意外的，来自秦敬玉，20年前山东大学材料学的那位肯定刘本良的青年教师，现在他成了教授。秦敬玉在新闻报道里得知了刘本良这些年的波折，自责或许自己带给了他太多压力，发来一长段话：

本良，也许世界上出现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几率是很小的。他们于我们来说，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传说的时候非常向往，似乎努力就会登顶。走到这山的脚底，才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登顶的人寥寥可数……我现在的看法是，做一个乐团的乐手，尽心尽力，虽然做不了独奏或者首席，也是光荣的，是一个伟大作品的一部分……本良，逐步回归40岁之“本”，回归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物理。

刘本良为其算法研究积累的厚厚一沓演算材料。讲述者供图。

这之前，刘本良已经很多年没跟秦敬玉联系，“混得太惨了嘛，没有脸见他。”这个久违的消息让刘本良有些伤心，老师竟然不相信自己。他特地给秦敬玉回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可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咬不动的就跑，但我看准了这个一定能成”。他急忙跟老师提到另一个更有“钱景”的算法研究。“那我就放心了”，旁人听起来像一句客套的结束语，但刘本良听到老师这样回答，心怀满意地挂掉了电话。

现在他手里攥着两个“大问题”，刘本良热情地介绍——工作时没能完成的随机算法研究，从事多年的能源研究，他都不想放弃。和第一次辞职时相比，他觉得自己现实了许多，“我现在觉得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就是把（量子驱动装置研究）里边的科学搞清楚，找到我的方程，但你会发现老搞那些跨时代的研究，最后就真会像特斯拉（那样）住酒店都没钱。但如果走拉里·佩奇（谷歌创始人之一）那个道路，先搞出一个能用的东西来，再去搞好运营，用现金流投资各种各样的项目，这个现在对我也是有诱惑的。”

谣言也确实带来一些投资机会。他谈起前不久跟一个山东老板见面的经历，“开了20多年的钢铁厂，据说交税都交了好几个亿”，他用夸张的语气说。去年11月的一天，刘本良带着精心准备的PPT和实验装置，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北三环的别墅区，周围是望不到边的高尔夫球场。他在一旁等老板打完高尔夫才说上话，两人从生活琐碎聊到神学，但话题总归就没跟研究沾上边，实验器材也没派上用场。

又一次失败。但跟之前的无数次失败一样，这完全打击不到他。

“我已经没办法推翻自己了，我有90%的把握能把这个东西（量子驱动装置研究）做出来。”坐在咖啡馆的这个午后，他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习惯性地避开他人目光，对着桌子滔滔不绝起来，“只要沿着矿脉往下挖，我肯定能挖到金子。”

（林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