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关于婚姻的优势和劣势，似乎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着。

年轻人群体里，有人向往稳定温暖的婚姻与家庭，也有人抗拒受束缚于一段感情关系。

“早知道是这样的婚姻，我宁愿选择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抱怨，声声入耳。

面对婚姻关系里未知重量的庞大责任，年轻女性纷纷表示难以接受，还有人已经喊出了“终身不婚”的口号。

那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早在百年前，珠三角地区就已经出现真正实践“不婚不育”的女性，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像黄齐欢那样的自梳女。

她们大多数以缫丝为业，自食其力，一生不与男性婚嫁，终生保守童贞。

这些“不婚族的先驱”，比我们现代人提前百年体会了不婚不嫁这条路的滋味，她们走到最后的结局，是否真的像想象一样美好？

“自梳女”，以身实践不婚不育，多是在岭南一带，清朝中末期到民国时期时出现。

自梳的名字，来自古老的婚俗。

旧时女子发型讲究很大，在娘家做姑娘时多梳长辫，出嫁为妇则挽发为髻，而自梳女到了适婚年龄，则自己为自己挽发，将头发盘成髻。

图片来源《京华时报》：黄月蓉姑婆展示自己年轻的时候

这种梳发仪式相当于旧时婚礼，梳起之后表示“自己嫁给自己”，余生不必再嫁他人。

听起来自由又潇洒，是封建时代女性为自己争取到的独立选择。

但事实上，走上“自梳”的路，除了拥有自由，还要接受其他数不清的“附加条款”：

“自梳”后女子不仅不能再嫁，也要尽量避免和异性接触，嫁给自己一样要“守节”，否则轻招谩骂，重被被乡亲同族活浸猪笼。

图片来源《最后的自梳女》：黄瑞云姑婆

且女儿作为“外人”，即便自己嫁给自己，也算外嫁。

自梳女平时可以生活在娘家，赚钱供养娘家兄弟姐妹，但死后却不能入娘家的祖坟与祠堂，连临终都不能在娘家居住，不然据说会给娘家人带来晦气。

大多数地方家人还不能接受自梳女住在家中，所以自梳女就只能另寻住处。

她们大多选择结伴居住，相互扶持，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独特群体，大家相互筹钱，盖了几处房子来住——这就是后来的“姑婆屋”。

相同遭遇的人抱团取暖，生活过的能稍微温暖一些。

群体生活再好，终究不是自己骨肉至亲，等到她们垂垂老矣，多数也做不到彼此照料，只能孤独度日。

被迫守节、一生赚钱补贴娘家、死后还不配葬入本家坟地——

这种极不公平的待遇，在今天看来实在是难以接受，让人又不禁疑问，既然自梳要吃这样多的苦，又为何要选择自梳呢？

她们的选择其实很被动，掺杂了非常多的不得已。

封建社会中女性身份地位远低于男性，尤其进入明清后，封建礼法的沉重压迫更是拘束着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们不能读书识字，却要接受残忍的缠足，自出生就为未来嫁人那天做准备。

在娘家时她们是未来的“别家人”；长到适龄年岁，又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一个完全陌生的男性结婚。

婚姻如同开盲盒，不知这个男人是残疾、有病，还是几十岁快死了；

也不知这家人是宽和厚道还是尖酸刻薄。

自梳女黄瑞云 图丨《最后的自梳女：追求自由，终生不嫁》

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婆家过上仆人一般的生活，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要忍受公婆的刁难和丈夫的打骂，甚至是屈辱的欺凌。

广东有童谣唱：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心抱（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晚），眼泪唔干入下间（厨房）……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四条裙！

旧时代做媳妇的艰辛，不是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能想象到的。

那是一种畸形的生活，压榨着无数女性鲜活的生命，真正是每天一个“恐婚小技巧”。

女孩子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几乎每个自梳女都曾目睹或耳闻，做人媳妇被欺凌致死的惨事。

广东民间曾有一则传说。

很久以前，顺德容奇镇有一胡姓人家，养了五个女儿。

大姐嫁给有钱人家做『守墓清』（即嫁给已去世的男人）；

二姐嫁给富商做妾，过门不到一年，不堪大老婆、丈夫的打骂和家公的调戏而跳井自杀；

三姐嫁给穷石匠，丈夫采石时跌断了脚，家无生计，被迫拖儿带女上街乞讨；

四姐嫁给穷人家，生活重担压垮人，她未及30岁便面黄鬓白如同老妪。

五妹看到四个姐姐的生活，不想重蹈覆辙，26岁仍不愿相亲，最后决定永不嫁人，父母无奈，只得卖一亩田地，为五妹在村头置了一座小屋。

自此，五妹便自梳发髻，自食其力，在当地逐渐形成一种风气。

TVB电视剧《自梳女》中的女主人公素娟，就是顺德缫丝厂的一名女工，因看到姐妹嫁入夫家受尽折磨，而对婚姻倍感失望。

《自梳女》中的女主人公素娟

加之自己在丝厂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于是她毅然决定梳起不嫁。

千千万万的素娟和五妹，在男权体系下硬生生劈开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铜墙铁壁。

除了因为不堪忍受压迫，女性选择自梳还和当时的时代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各式各样的厂房宛如雨后春笋，珠三角地区涌现出大批缫丝厂与纺织厂。

纺织业需要大量女性工人，周边村镇的普通女性成为了进厂工作的主力。

女性们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她们发现，女性也有能力去就业，可以交易自己的劳动力；不依靠男人，只靠自己也能过活。

作为初代产业工人的女孩们，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大厂青年，只要能让赚钱，能让自己有独立生存的权力，她们可以把“996”的苦甘之如饴。

有了选择的权利，即使这份权利没有那么完整，也是弥足珍贵的。

一面是大概率可能走向不幸的婚姻，一面是可以自己掌握航向的新路，两厢对比下，家家户户都有女儿选择自梳。

（自梳女黄齐欢）

资料记载，1930年代，顺德4万妇女，自梳1万有余，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她们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剿丝做饭做女工，每天有工可做，有饭可吃，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这些“自梳女”群体的生活迎难而上，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泥沼一样的生活中挣扎前行。

综上来看，自梳女作为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是女性积极抵抗封建压迫、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表现；

但事实上，自梳女的特殊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存活，能被以传统父权文化主导的封建社会所接纳，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自梳女的养家能力对父族的繁衍大有裨益。

比如自梳女在工厂务工赚到的钱，除了养活自己，还要贴补家用，供养娘家兄弟姐妹——

根据计算，当时工厂熟练女工的工钱，远高于男人们在田间地头所赚的，节省来用可供一个家庭全年的花销。

而且很多自梳女都是家中的长姐，她们需要像家里的第二个父亲一样，为养育家里的其他弟妹出力，甚至拱手让出自己的幸福——

《走近西樵自梳女》中，曾详细分析过女性自梳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长姐需要为家中其他适龄的弟妹“让路”。

明清时期的广东有“跨头不便，阻头不祥”的封建思想，女子过了婚配的年龄，如果没有嫁娶，则会贻误弟妹的婚期。

如果家里男丁少，长姐更要作为劳动力留在家里，照顾老去的父母，帮衬弟妹。

自梳仪式完成之后，阻头、跨头的禁忌自然就被消除，后面的弟妹可以按顺序顺利成婚。

长姐就成了家里的新劳动力，不仅要给家里赚钱，还要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对父系家族而言，自梳女等于是被迫进入了一个男性角色。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叶汉明曾做过分析，认为“自梳女都有极强的敬祖孝悌的家庭伦理观，养家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天职。家庭也视她们与维持家计的儿子无异。”

虽然干着儿子的责任，但自梳女不享受儿子的义务，她们不能长久住在家里，死后更不准被葬在家族的墓穴。

而那时的人们又迷信地认为，未婚的处女在死后会沦为孤魂野鬼，为了身后的牌位有人能进奉香火，她们就会选择“买门口”。

“买门口”的意思，就是与男子进行婚姻仪式但不入洞房，或是与人进行冥婚，做名义上的妻子。

这样，自梳女去世后就可以葬在夫家的祖坟之中，接受夫家人的祭拜，有一个地方可以安身。

她们年轻时，曾经住在自己筹钱盖起的姑婆屋中，热闹的时候几个姐妹们一起推牌九、祭七姐、做饭聚餐；

后来大家都老了。

相互照顾变得困难，抱团生活也失去了意义，不少姑太就被亲戚子侄接到家里，还有人花钱住到养老院里，真正住在姑婆屋里的，只有少数几人。

当年怀着风险抵御心理筹资建立的「冰玉堂」，原本是为自己年老后保障生活用的，姑太们交钱，为自己留出空屋子生活，死后也能在这里享受祭拜。

而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寂静的岁月遗产。

或许某一个角落里，曾经有二十几岁时的年轻女孩们进行着深闺密谈，但如今这里已经失去了生活气息，只有零星几人住在里面。

再后来，“冰玉堂”变成了一处民俗博物馆。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思想在新风潮中淡化，自梳女这个群体渐渐无人加入——女性撑起半边天，也不是非要自梳这个仪式。

女性的生活质量已经和百年前产生了巨大差别，关于自梳女的故事，也逐渐湮没在历史中。

2012年，纪录片《最后的自梳女》问世，导演陈贞萍对顺德仅剩的6位姑太（老年自梳女的尊称）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选择自梳你后悔了吗？

红颜弹指老，当年对镜自梳的年轻女郎，已经老成风中一朵枯萎的花。

面对外人的疑问，这几位姑太的回答答案不一，每个人的情况太复杂，根本不是给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就能判断的。

住在佛山一座养老院中的姑太黄爱联，说话的时候都已经不太清楚。

面对“是否后悔”这个问题，她先果断表明了态度，说后悔，自己要是还年轻，会选择去嫁人。

但真问她如果嫁人嫁个什么样的好？她又模糊起来。

（自梳女黄爱联 图丨纪录片《自梳》）

一时觉得穷人日子苦，一时又说富人脾气大，最后支吾半天一声冷笑，“没什么男人是值得嫁的，还是自己嫁自己吧。”

“后悔”与“不悔”间灰色地带的不断摇摆，不管是旧时代的自梳女，还是新时代的年轻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内心纠结。

不管怎么说，我们无法美化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

究竟是结婚好一点，还是不婚好一点？

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恐怕也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