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又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记录和赞扬先民的耕播农事活动，成为远古文明的初音。

炎帝制琴作乐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劳动之余的娱乐，更重要是为了以乐匡正天下、和谐人心、教化民风。

五弦琴的发明，无疑为中华民族乐器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音乐也不断丰富，承载音乐的乐器也形式多样，依材制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称之为“八音”。

古人云：“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甚至认为琴者靠天地之声，能够通神明、惊鬼神。

关于古琴的优雅故事总是让人称道。琴师俞伯牙善抚琴，樵夫钟子期善听意，高山流水成为了象征友谊的千秋佳话。

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以一篇《如玉赋》赠予梁王，梁王甚喜，以绿绮（古琴名）相赠，后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示爱卓文君，成就了经典爱情故事。

去年4月7日，广州市松园白云厅，演奏家李蓬蓬用千年古琴“九霄环佩”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演奏了《流水》。

古琴配古曲，其现实意义就是不分国籍、不分信仰、不分长幼，都将对方奉为知音的话，这个社会会和谐，这个世界会和平。

一件件风格不同的乐器，一曲曲寓意深远的曲子，共同见证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历程。

（二）

据史书记载，远古时期，华夏民族的先民们通过演奏乐器、唱歌跳舞来表达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感激之情。这些祭祀仪式和音乐舞蹈，可以说是华夏礼乐文化的雏形。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看来，炎黄时代的音乐、礼仪还不能称之为礼乐文明，到夏商朝，礼乐文明雏形初现。

夏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铜铃，后来慢慢发展到铙、镈、钟等。特别是到了周代，周公引礼入乐，从国家制度层面将礼乐形态定位、固化，在王室和诸侯国依制实施，呈体系化为用，由是礼的观念渗透、浸润整个宗周社会。“八音之乐”合奏一堂，在一支支乐曲声中，开启了华夏璀璨的礼乐文明。

周公制礼作乐，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与宴乐都离不开钟磬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显示主人身份地位。

最能体现古乐恢弘气势的，是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1978年从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编钟钟架7米多长，2米多高，全套编钟60余件，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曾侯乙编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王巍如是感慨。

历史的长河中，礼乐文化、礼乐文明一直是历朝历代追寻的重点。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礼乐文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使得礼乐文化更加规范化和统一化。

唐宋时期，华夏礼乐文化迎来了鼎盛时期。唐宋诗人、音乐家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音乐作品，成为了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唐宋时期的礼仪制度也更加完善和严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远。

（三）

经历五千年的发展，礼乐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和乐为两翼，构建出一套完善的伦理道德、社会准则，并得到广泛的传播。

《礼记·乐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以此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与灵魂。

礼别异，乐和合，礼乐相互为用，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礼乐体现着“致中和”的哲学思想。

礼乐对个人修身而言，就是追求身心和泰；对人际关系而言，就是追求人际和善；对社会而言，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对国际关系而言，就是追求国际和平。

时至今日，礼乐文化所蕴涵的建构秩序、促进和谐、凝聚人心等价值和意义，仍然值得重视；重礼义、守礼法、遵礼仪，依然是社会生活的必要规范。

礼乐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正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礼乐文明的内涵和现代价值，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让礼乐参与到社会伦理与文化的建构之中，发挥“礼序乐和”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敬礼、懂礼、守礼的良好社会氛围，构建和谐友善的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传承中华礼乐文明，作为炎帝神农故里、青铜礼器巅峰见证地的随州责无旁贷。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要求，积极做好曾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申遗工作，加强编钟复制和礼乐弘扬，建设中华礼乐文明之城。持之以恒办好寻根节，擦亮文化名片，推进文旅融合，彰显“信义由礼、乐合来仪”的城市特质，为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注入文化动力。

来源：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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