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标题来看，研究说的并不是现代人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性，而是某些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之所以特别容易发展成重症，跟特定的遗传基因相关，而这些基因正是来源于 尼安德特人。

新冠大流行已经持续近3年的时间，全球已经记录到6亿多人感染，以及超过600万人死亡。

从疫情爆发之初人们就注意到，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疾病的严重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感染后完全不表现任何疾病症状，有的人仅表现轻微的症状，也有的人症状严重并且进展迅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呼吸衰竭，并可能造成死亡。

在疫情早期，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高龄是重症新冠肺炎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男性和基础病的存在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

但是，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人感染后临床表现的巨大差异。

因此，有人推测，遗传因素可能在疾病进展中起着一定作用。

很快就有科学家 研究确定了两个与严重新冠肺炎相关的基因组区域:一个位于3号染色体上，包含6个基因；

另一个在9号染色体上，是决定ABO血型基因——这也是一度认为某些血型的人更容易进展成重症说法的根源。

但是，后来的研究认为，位于3号染色体上基因是唯一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重症新冠肺炎显著相关的遗传区域。

该区域遗传风险让感染者进展到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的风险增加60%。

另一个位于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区域与重症新冠肺炎风险性不相关。

这也就意味着，先前传言的 ABO血型与重症新冠肺炎风险增加的说法并不成立。

斯万特·帕博领导的马克斯·普朗克古人类遗传研究所的团队利用他们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技术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发现，位于3号染色体上与重症肺炎 风险相关的基因来源于尼安德特人。

具体而言，是大约50000年前生活在南欧克罗地亚地区的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祖先杂交，让现代人类祖先获得了这部分基因。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重症新冠基因“几乎不存在于非洲人群中，这与斯万特·帕博获得诺奖成果认为 尼安德特人与非洲人口的基因交换非常有限的观点一致。

这些来源于尼安德特人的“重症新冠基因“南亚地区人群出现频率最高，达30%；欧洲出现频率为8%，混血美国人为4%，我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人群出现频率更低。

就携带频率而言，约50%的南亚人携带至少一个“重症新冠基因“单倍型拷贝，欧洲人携带率为16%，混血美国人为9%。

携带频率最高的是孟加拉国人，超过一半的人口(63%)携带至少一份来源于尼安德特人的“重症新冠基因“单倍型。

这与英国的研究显示，生活在英国的孟加拉裔人死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是其他人群的两倍的结果一致。

由此可见，媒体广泛传播的“刚获诺奖的古基因学发现，新冠易感性来源于古人类”是一个不实消息；

正确的说法是：来源于 尼安德特人的特定基因与重症新冠肺炎风险增加相关，某些人之所以更容易发展成重症，正是因为这些古人类基因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