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燕然摩崖位置大致确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收获。不过，燕然山石刻是否为这种战功纪念最早的实例，可能还难以断言。《宋书》卷七《袁淑传》：“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似乎在南北朝人的历史认识中，高阙也曾经有勒石纪念的先例。

明人张吉将两汉进击匈奴取得的胜利一并称颂：“武帝、和帝始命卫、霍，耿、窦诸将，穷兵极讨，登临瀚海，勒功燕然。”（《古城集》卷三）胡应麟《从军行》诗也写道：“扬旌耀汉月，吹角飞边霜。一战摧月支，再战款名王。弯弓月在手，鸣镝星流光。勒功燕然石，传檄瀚海傍。归来拜骠骑，恩宠冠长杨。”《汉书》卷六《武帝纪》记录元狩四年（前119年）出击匈奴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所谓“封狼居胥山”，颜师古注：“登山祭天，筑土为封，刻石纪事，以彰汉功。”可知虽然《汉书》没有记载“刻石纪事”情节，但是唐代《汉书》学名家则理解为，在狼居胥山，霍去病曾经勒石纪功。“封”，是纪念性建筑。著名的有关“封”的历史记录，见于《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杜预解释说，“封，埋藏之。”而《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相同，裴骃《集解》引贾逵曰：“封识之。”秦穆公“封殽尸”，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掩埋4年前阵亡士卒的尸骨，而是修建了高大的夯土建筑，以作为国耻的永久性纪念。秦穆公“令后世以记”的用意，是期望通过这种“封”来实现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的“封”，则有炫耀军功，“令后世以记”的动机，因而也不能排除如颜师古所说，曾经“刻石纪事，以彰汉功”的可能。而燕然山“纪汉威德”的活动，除“刻石勒功”外，据班固铭文，也是包括“封神丘兮建龙嵑”的。而这篇“勒功”文字，在编入《文选》卷五六，列为“铭”的第一篇，就题名为《班孟坚封燕然山铭一首》，突出显示了“封”字。

燕然山在今蒙古国杭爱山。据班固《燕然山铭》，窦宪军“经碛卤，绝大漠”，终于“乘燕然”，实现了“恢拓境宇”的新局面。然而在漫长的汉匈战争史中，窦宪部未必最早抵达燕然山这一汉帝国北边“境宇”的著名坐标。《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李广利曾经“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为匈奴单于“将五万骑遮击”。据颜师古注：“速邪乌，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既言“还至”，也就意味着其部队向北运动时还曾达到更远的位置。

2、“振大汉之天声”：英雄主义时代精神的纪念

考察两汉在北边及西域的经营，不难体会出当时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与奋勇进取的文化倾向。鄂州出土汉镜铭文的“宜西北万里”，体现出汉代社会对于西北方向特别的关注。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如班固《燕然山铭》所说：“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称颂此战可以雪汉高帝、汉文帝之耻，得以“恢拓境宇”，实现“久逸”“永宁”之功。后世并非强势的君王在军力增益时可能“勃然有勒燕然之志”（《宋史》卷三九五《王质传》），说明勒功燕然之事，表现出强大而长久的激励力量。

然而应当了解，燕然山“封神丘兮建龙嵑”是汉武帝时代“封狼居胥山”军事成功的继续，并非窦宪一时之成就。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题》“铭”条写道：“汉班孟坚之燕然山，则旌征伐之功。”我们必须注意到，匈奴退却，并非仅仅由于汉军“征伐之功”，而有复杂的因素。《续汉书·天文志中》：“汉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与度辽将军邓鸿出朔方，并进兵临私渠北鞮海，斩虏首万余级，获生口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余万人。追单于至西海。”汉与羌胡联军4万余众，而敌方降者前引《窦宪传》说“二十余万人”，此说则达“三十余万人”，可知当时战争形势的复杂。应当说，文化态度的端正，经济实力的竞争，民族关系的调整，甚至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都构成了导致匈奴削弱的合力。我们理解什么是可以引为自豪并努力发扬的“大汉之天声”，首先应当关注鲁迅曾经感叹的“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热情肯定的当时民族精神“豁达闳大之风”（《坟·看镜有感》）的历史价值，应当超过《燕然山铭》表现为战争征服的所谓“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

我们看到，“去塞三千余里”“大破”北匈奴，是汉军与南匈奴及“羌胡”武装力量联合作战的胜利。远征发起的契机，是“南单于请兵北伐”。据《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记载，“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简略估算远征军的构成，“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中不易区分汉军骑兵与“羌胡”骑兵所占比例，其余共计三万八千骑中，南匈奴各部合计三万骑，窦宪部与耿秉部合计仅八千骑。可以说，窦宪远征军的主力，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

3、中护军班固：文人生涯与军人生涯的交集

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名著，在“二十四史”中列居第二。《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就保存西汉与新莽时代的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最全面、最完备的史籍。《汉书》撰述完成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班固曾受命完成《白虎通德论》的撰集。据说皇帝“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而“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对于当时作为朝廷最重要国是的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决策，班固也曾经提出过政策建议。班固是一位具有全面才华的学者，也是一位丰产的作家。“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据明代学者张溥辑《班兰台集》，班固《汉书》以外各种文体的作品41篇中，“铭”有3篇，列于最先的就是《封燕然山铭》。

宣示军事成功，带有“昭铭”“大汉”“圣德”的这篇文字，是班固文化生命的亮点。《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记载，窦宪出征匈奴时，以班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军事决策。《燕然山铭》所记述“玄甲耀日，朱旗绛天”，“征荒裔”，“剿凶虐”，“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的战争实践，班固曾经亲身参加。后来北匈奴单于“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窦宪又建议派遣班固以“行中郎将事”身份，率领数百骑兵与北匈奴使者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班固抵达私渠海，得知北匈奴内乱，于是回到汉地。班固能够出入北边，稳健处理情势复杂的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与他曾经随窦宪北上，“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实战体验有直接的关系。宋人彭汝砺《送颕叔帅临洮》诗写道：“昔夸禁中得颇、牧，今见南阳称召、杜。前席宣室疑已暮，勒功燕然无可慕。”“勒功燕然”者，与留下“前席宣室”故事的贾谊形成对应关系。而班固当然与窦宪不同，他身为军事“参议”，而对大局又有贾谊般的思考，其文武兼备的能力，一如彭诗所述的“颇、牧”与“召、杜”的结合。

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有心网罗私人势力，于是班固“置幕府，以典文章”（《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后来窦宪受到惩处，班固“先坐免官”，又因“诸子多不遵法度”被捕入狱，最终死在狱中。班固的政治命运和窦宪捆绑在一起，这种亲密依附关系最典型最极端的标志，或许就是在燕然山窦宪“令班固作铭”。唐杨夔《送张相公出征》：“愿将班固笔，书颂勒燕然。”宋陆游《塞上》：“不应幕府无班固，早晚燕然刻颂诗。”明贝琼《李将军歌》：“定知班固文章在，为勒燕然示不磨。”尽管班固人生归于悲剧结局，但后世人们心目中勒功燕然这样的“班固文章”，千百年并未磨灭。

4、燕然石刻发现的意义

虽然《燕然山铭》大名鼎鼎，但是遗存的具体位置却长期不为人知。庾信《杨柳歌》：“君言丈夫无意气，试问燕山那得碑。”注家言：“《后汉书》曰：窦宪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庾子山集》卷五）杜甫有诗句云：“待勒燕山铭”，王洙注：“窦宪勒功燕然，班固为之铭。”（《补注杜诗》卷一三）一些记载将“燕然山”略写为“燕山”，以致有对于勒功燕然空间定位的误会。明栾尚约撰嘉靖《宣府镇志》卷八《镇旧志》有“燕然山”条：“燕然山。城东南三十里，相传为窦宪纪功处。”又录明王崇献诗：“阅武场中倚将坛，燕然山势老龙盘。窦君岀塞三千里，寄语英雄仔细看。”熊伟《燕然迭翠》诗：“燕然形胜枕长千，翠入层霄万迭寒……”即使以为燕然山在漠北远方者，其实也长期不能明确这一文化遗存的具体位置。勒石燕然摩崖遗存的发现，对于这一重要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对于古代文献记录的《燕然山铭》文字的校正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学术基础。应当肯定，这一发现所具有的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意义都是明确的。就历史地理学而言，于民族地理、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诸方面都开启了新的学术视窗。中国和蒙古国学者合作取得的这一考古收获，也可以看作中国考古学界正在逐步开展的国外合作调查发掘工作的新的学术契机。

遗迹发现地点杭爱山，有学者以为与古书常见之“瀚海”有关。元代学者刘郁《西使记》写道：“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岑仲勉《自汉至唐漠北几个地名之考定》赞同刘郁之说，认为“瀚海”是“杭海”“杭爱”的译音。柴剑虹进一步发现维吾尔语汇中突厥语的遗存，“确定"瀚海"一词的本义与来历”，指出“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称高山峻岭中的险隘深谷为"杭海"，“后又将这一带山脉统称为"杭海山"、"杭爱山"，泛称变成了专有名词。”（《“瀚海”辨》，《学林漫录》二集）不过，诸多文献遗存中，“瀚海”作为自然地理符号指代的是平坦的草原荒漠地貌。《魏书》卷二四《白伦传》：“饮马瀚海之滨，镂石燕然之上。”既言“瀚海之滨”，则“瀚海”似乎不会是指山脉。而唐代诗作中，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中有“瀚海百重波”，王维《燕支行》中有“迭鼓遥翻瀚海波”，以及李白《塞上曲》中说：“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中说：“不卖卢龙塞，能消瀚海波。”其中的“瀚海波”等说法，也与“瀚海”“山脉”之说不能相合。杭爱山《燕然山铭》及周边相关历史文化迹象的综合研究，或许也有益于我们对“瀚海”意义的准确理解。

（作者：王子今，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