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一女孩大方安静，送我一本书，是孙犁先生的著作。她是孙犁先生的外孙女。这让我手足无措，面红耳赤，想来对于不速之客，孙犁先生是排斥的，而我却借公务之名，徇一己之私，惊动孙犁先生家人，内心惭愧，一下子局促起来。

我当然喜欢孙犁先生的《荷花淀》。但是更喜欢他的《耕堂劫后十种》，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结集本更佳。

干净，简洁，素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

孙犁先生书斋名“芸斋”，我后来把自己的一处场地称为“芸廷”，来源就在此。

读者和作者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对话。我在字里行间，开始了跟作者的对话，毫无隔阂，明净坦诚，不避讳，不猜想，随性而发，言总不尽。

我一直认为孙犁是中国当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不要觉得微言大义，凛然威严就是伟大的作品，微言大义往往虚妄。我尤其认同他对女性的态度。他的伟大不在于振聋发聩，高高在上，他的伟大在于自我和时代的关系定位，以及始终如一的对女性的认知。他在一连串的偶然和变幻中，把万花筒简静成确定的答案。

就在前几天，我难得一人独居，窗外就是无尽的荷塘，我重读了这套书，又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

孙犁著作《书衣文录全编》

我摘录一些笔记如下：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快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

“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其实这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者复生，大家相见，能不脸红就好了。”

“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

在写到一个刁泼的女性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之中，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

他引用杜甫的诗：“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他写一对贫苦中彼此还能琴瑟相鸣的夫妻，他说：“我的朋友望着他那双膝间的胡琴筒，女人却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睁得很大，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女人的脸色变化很多，但总教微笑笼罩着。”

我总感觉，这种女性的温暖和永恒的美，是人间最大的亮色，我也常常想起周昌谷先生画的女性，花儿一样，健康，明朗，让人亲切和温暖。孙犁先生从不回避女性所承担的苦难，不堪，难以言说，但绝不会让一丝灰尘遮没她们独有的美好和光辉。

孙犁文集

我的老师宋遂良先生笔下的女性也是如此。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世界因为女性的存在而美好》，他在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小对女性就有着一种感激和敬重的心情。不怕见笑。我对于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我见到女孩儿就觉得清爽”这样的话，很早就在心里予以认同。我觉得母爱、柔情、温馨、美好这样一些字眼都是因为有了女性才存在的；而奉献、牺牲、苦难、悲剧等又总是和女性相关联的，因而我觉得对于女性的歧视，轻慢和摧残是最不道德，最丑恶和不能容忍的。”

1956，宋遂良初入复旦大学留影。

1979年底，当宋遂良先生再一次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时候，他在北京西山读书班期间，着手写作《坚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 长篇小说创作问题探讨》一文，后刊于《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我的师兄臧杰后来详细还原了这件事情的风波因缘。

这篇文章在写作之初就遇到了如何展开批评的问题。在读书班完成了初稿后，宋遂良回到泰安几经打磨稿件，初拟以“和政治离得远一点儿”为题，后又改为“政治的钢钳扭弯了生活的真实——读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先后修改了七稿。 至第六稿时，他仍觉得没有把握。至第七稿，补益至九千字，并于2月19日寄出。3月27日，宋遂良收到了郑兴万发来的用稿通知，并告知他冯牧也认为“写得不错”。4月12日，宋遂良收到了样刊以及38元的稿费通知。通读文章后，宋遂良觉得文章太浅太少，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它们用的是黑体标题”。 这篇文章，实际刊出时不足六千字，文字体量删去了1/3。

“离政治远一点”并非宋遂良的原话，而是将此前孙犁的一份表述代入了语境——据说有一位老作家曾经机智地意味深长地对一些青年作者说，写作时不妨“离政治远一点”。这并非离经叛道的话，更不是从消极方面做文章。（这段话在2015年8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遂良文集《在文言文》中也告删除。） 宋遂良转引孙犁的话，意在强调文学不要被现实政治所左右，要保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而不是要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者丁毅不以为然，他强调的是“作品的成败，并不在于离开或靠近政治，而在于作家对政治的认识、理解和反映的是否正确。”

此时的宋遂良已然感觉到，他的转引勾连了“孙犁言论”，丁毅的针锋相对， 会否另有所指？会否给孙犁带来不利影响？ 宋遂良写给孙犁的原信草稿如下：

孙犁同志：您好，原谅我的冒昧，有件事情想要来打扰您，向您请教。

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业余也写一点文学评论。去年初，参加了《文艺报》在京组织的一个长篇小说读书会(就是《延河》的王愚同志访问您的那时候，您还记得吗)。结束时，分工由我写了一篇批评长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80年第四期《文艺报》上(题目叫《坚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我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您说过的“写作时不妨离政治远一点”的那句话(我当时在阎纲同志那里看到了韩映山同志给他的那封信。在我们埋头读了大量的图解政策的乏味作品以后。都是拥护您的这个见解的——几个月后，我又能读到了您和吴泰昌同志的谈话，更进一步领会了这个意思)。

谁知这篇文章惹出了麻烦。最近一期的《作品与争鸣》上刊载了一组与我“商榷”的文章(涉及对具体小说的评论意见，那一篇我是要认真考虑的)。其中一篇叫《“离政治远一点论”质疑》(想不到成为一“论”)。我看了以后，觉得他是在歪曲了我的原意以后自拉自唱的，并无研究问题的诚意，也没有说服力。我暂时也不想作任何辩解。但是我担心由于我至今尚未察觉的谬误，会间接地影响到您说过的那句很有意义的话，因而感到有些惶恐，所以特地寄来一本，请您抽空能过目一下，指出我文章的问题(这里只是摘采，原文近五千字)。鉴于这些问题 纠缠不清，我又无能力，我不准备作任何的解释。若您能给我一些指教，那就更为感激了。

请容我再多唠叨几句。长期以来，我就是您的作品和道德文章最热心的景仰者。我常常怀着饥渴的心情，仔细从容地拜读每一篇能找到的您的文字，并获益受教，以能作您的一名不成器的私淑为荣。我最近写的一篇为《秦妇吟》说好话的文字发表在第五期《读书》上，就是看到您在一次谈话中称它是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后受到鼓舞而执笔的。现在也一并寄来请您指正。因为我也担心这 种看法会招来“商榷”。

我是湖南浏阳人，今年47岁，解放时参军，在部队做过文化教员，转业以后上的大学，1961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分来山东泰安一中做语文教师， 去年并忝为“特级教师”。按说，我的精力时间和水平都不允许我旁骛文艺，但数十年兴趣爱好难移，只有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在文艺大军中做个民兵而已。 实际上随着年龄的累重，对长辈先哲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占用了您的珍贵时间， 很觉抱歉。您近来身体健旺么，饮食起居，请多加保重。

即请大安。

学生：宋遂良如蒙赐示，请寄山东泰安一中。

一周后，宋遂良收到了孙犁寄来的明信片。6月16日的日记还原了他这一日的心情：

“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因为收到了孙犁同志给我寄来的一个明信片……这封信已读过多次多遍，现在已经能背诵了。收到自己所尊敬的前辈作家的信，心中的愉快兴奋，是难以形容的。无怪乎孩子们都说爸爸像疯了一样。”

孙犁的来信是这样写的：

遂良同志：7/6 惠函敬悉，刊物亦收到，大作两篇拜读，我以为写得很好。有些不同意见，争鸣一下，也是好的。如有余意，还可写点。如觉得话已说完，也可不理。 至于“波及”到我，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我年老多病，久已不参加争议，有时写些杂文，不知能达尊览否？希常赐教。

祝好！

孙犁14/6

孙犁信札局部（编注：非本文中所述信札）

可以说，孙犁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化解了宋遂良的争鸣焦灼，对自己的被波及几近于无视，同时也肯定并鼓励了宋遂良先生的写作。

各位读者，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些，需知道，一个普通的人往往是被一些细节打动，引发共鸣，从而产生与作者的亲近感，增加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为自己设立一个该做的，或者不该做的事情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写的人，才会把个体的触动，共鸣，在时代的发展，变化，多难的时间里，保持底色，永远纯净，并有勇气和责任表达真正的声音。

我自持聪明，但在后面这一点上，离孙犁先生跟我老师的通达和勇气，相差甚远。

后来几年，我还陆续收到人家寄来的书，有一套还盖了孙犁先生生前的印章。我受之有愧，但感觉有必要把这些写出来。

盖有孙犁先生生前印章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