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典在培正学校就读时，该校课程设置中既有“西学”也有“中学”。“西学”包括数理化等，基本用英文教授。潘汉典的英语训练，就是当年在培正学校完成的。而“中学”则为四书五经等。抗日战争期间，培正学校被迫停课迁校至澳门，潘汉典亲历战乱，家中多年收藏的书籍也多散失，但他仍发奋读书，以总分第一名获得“学业成绩优良特别奖”银盾牌。

年轻时的潘汉典

2015年1月，94岁的潘汉典收到母校刊物《广州培正通讯》，高兴极了。把刚出版的译作《博登海默法理学》赠予母校，并亲手写了回信。信中将每一位师长的名字都点到了，连国画老师、音乐老师也没有落下。

潘汉典一直是国家图书馆的常客，经常从那里带回很多书。其子女回忆，“父亲总有看不完的书”，中文、外文，法律、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诗词、绘画等，除了古书古册，更多的是最新的法学期刊杂志。

毕生勤勉 98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潘汉典走上法学之路，是受父亲潘澄修影响。其父清末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成为当地有名的律师，曾被选为汕头市律师公会会长。潘汉典曾回忆，父亲是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经常免费为穷苦的当事人打官司。

潘汉典的东吴大学毕业证书

潘汉典大学就读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其弟子白晟清楚记得，潘先生曾谈及抗战时期的求学艰难经历：1942年正在读大二的潘汉典，得悉远在香港的母亲病逝。因战火阻隔，未能奔丧。母亲“遗命续学”，他只有含悲苦读，学业一直处于年级前三位，而且掌握了英、法、德、日语。

潘汉典从1948年开始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后改聘为副教授），后辗转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政法大学，毕生奉献给了教学研究，直至98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一位法学学子回忆，潘汉典的书斋里，座右铭写在一块深色的竹板镇纸上，镌行书“业精于勤”。法学界不少人叹服，潘汉典能就一个学术问题参照多种文字和多种版本、不辞辛劳详细比对的刻苦精神。比如《君主论》，他在26年间对照六种语言九个版本四易其稿，先参照了英、美、法、德、日五种语言的译文，为了更扎实地完善翻译，又苦攻意大利语，借助最优意文版才最后定稿。

该学子和潘汉典有过两次稿件来往，他说，老先生的细致令人叹为观止。“他会将稿件中的问题一一标注，然后用很小的钢笔字整整齐齐加上注解，如果稿子旁边留白不够写，他就另贴一张小纸注解。89岁的老人一下写出几页纸，绿豆大小、密密麻麻有三四百字。”这种修改方式是潘汉典数十年来一贯的工作方法。

潘汉典领衔翻译的、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翻译水准最高的《比较法总论》，在其“翻译分工”的末尾有小小一句话，令人震撼：“全书由潘汉典教授根据德文版并参照英、日文版校订。”译介这部书的时候，潘汉典已年近古稀，而此书有近600页。

贡献卓越 后辈赞老先生思想开阔

2012年，在全国翻译工作座谈会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潘汉典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翻译工作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不管翻译的作品是哪一方面的，应尽能力去看、去审查。”他觉得翻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为了翻译好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他穿梭在英语、日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艰苦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潘汉典带领以东吴大学法律人为主体的老一代法学学者编撰《元照英美法词典》。有评价认为，编撰《元照英美法词典》，是“为往圣继绝学”，对中国法学的发展“功莫大焉”。曾有记者问潘汉典为什么要如此投入这项事业时，他说：“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潘汉典生前与弟子白晟合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向南都记者回忆，2013年，他与时年92岁的潘老先生一起开会，“老人家才思敏捷、清晰，既开阔又奔放，保持着对中外法律文化融会贯通，状态可谓炉火纯青。”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从事教育行业的李佳回忆，读书的时候，在法大研究生院的外文书库里经常见到先生在翻阅典籍，“遗憾，又走了一位潜心治学的真学者。”

2016年6月1日，台湾东吴大学代表团到访中国政法大学，并授予潘汉典教授“东吴大学法学教育卓越贡献奖”。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细数并高度评价了潘汉典教授在法学教育、学术专著、学术译著、教材出版等方面的卓越贡献，盛赞其为“比较法学教育的巨擘”、“中外法学交流的使者”。他认为，潘老在学术和为人方面精益求精、德艺双馨，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采写：南都记者 苏海伦 图片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编辑：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