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佑先生除了戴袖套，还有满脸真诚的笑容，慈祥可亲。我们立即转向他，齐声高喊老师好。

大家坐下后，杨先生拿着我们几个人的名单，一一相认，然后很慎重地说道：“这次我征得馆里领导同意，还请来一位老师帮忙，请大家欢迎。”

只见清瘦老者站起身，昂首走到黑板前，挥舞起粉笔，很潇洒地写了三个字：“贾植芳”。

好有趣，像女人的名字！我一下子记住了。

当时，贾植芳这个姓名，以我和同学们的知识储备，在脑海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以为，眼前的老者不过是个没有学术名分的老人。这样的老人，在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

面对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无知之人，贾先生的态度并不含蓄。他负责向我们介绍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重要历史文物遗迹的掌故。他操着浓重的方言，一边说，一边眼睛盯着大家，神情专注，目光锐利，不让我们不懂装懂。

而杨先生主要负责带领我们到实地考证。杨先生是南方人，说话风趣，点点滴滴，很仔细，重要的地方说两遍，等着我们做笔记，很受大家欢迎。

不过，当我们回到博物馆的时候，贾先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许多参考书，还在书中的重点处夹上纸条，令人喜出望外。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基本把握重点，然后由杨先生分配每个人的写作任务。记得，我主要写两个章节：一是陈化成和吴淞炮台，二是民国领袖与张园。于是，我一个人曾多次到泰兴路与宝山收集素材。

对于我的这两个选题，贾先生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张园的提纲，他曾多次过目并给予建议，令我受益匪浅。

但当时的我，急于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根本没有心思与老先生们攀情操，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贾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在哪里，他的专业是什么。

也许是知青时代在大兴安岭报社有过三个月的通讯员培训，我下笔较快，文字描述也基本到位，所以作为学员代表，我被选入参加第一次统稿。

这真是一次艰难的历程，同学们的文字基础实在太差了，可有的人还摆着谱拉着功架。统稿——我实在无能为力，除非重写。于是，把杨先生和贾先生推到了前面，成了统稿主力，他们不但像改小学生的作文那样，一字一句琢磨，还要顾及“大学生”的面子，在画满红杠的纸上小心地添上文字。

在大家誊清了第一次统稿之后，三个月已一晃而过。那时，我和同学匆匆忙忙赶回学校，甚至走的时候，都来不及向两位老先生致谢或打招呼，因为系里的毕业生分配已拉开帷幕。

1978年秋，书按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到手的时候，封面上的作者栏写着：上海近代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编写组。次页的序言也署编写组的名，但不知是谁写的。文中提到了指导老师杨嘉佑，提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77届的学员，却不见贾植芳先生的大名。

大概过了十一年，那时，我在上海一所大学的学报编辑部担任副主任，负责人文社科版。那年，宣传部的校刊编辑部要出版文学专栏“百草园”的集萃，我是“百草园”的热心投稿者，中文系的应先生是“百草园”的顾问。

应先生不但自己写序，还提出要请学界有影响力的名师作首序，从复旦调来的宣传部部长老焦想了一下说：“那就请复旦中文系的贾植芳吧！我熟。”

贾植芳——一个好熟悉的名字瞬间跳进了我的脑门。

从老焦嘴里，我这才得知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离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贾先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时，他竟然仍处于监管之中，只是贾先生的黎明即将到来，复旦对他宽松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复旦约请校外编审，于是搭车和老焦一同前往。

1988年的贾先生已是国宝级的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惊喜的是，见面的时候，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

不久，学校就收到了贾先生1988年10月26日写下的序：我的感想和感激——读《百草园》。

“……我从这里听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呼吸到新鲜的生活气息，那些闪闪发亮的思想光点，更是照亮了我衰老的心扉……使我感到生命的更新力量，不禁想起了自己已逝的青年时代而深深有回归之感。”

如今，我已过了当年初见贾先生时他的年纪。当我坐在横滨的家中，朗读这些充满活力的字句，内心五味杂陈：为什么像贾先生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成为时代命运的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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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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