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险制度，让年轻人生育无后顾之忧！
赵冬苓，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籍贯山东乳山，中国内地作家、编剧。
2004年，凭借儿童电影《上学路上》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2009年，凭借战争剧《沂蒙》获得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
今年是赵冬苓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她将目光转向女性生育。赵冬苓认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大部分产育假的用人成本，客观上造成了企业不愿意吸纳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性，也造成了育龄女性的就业困难，影响女性生育意愿。
赵冬苓代表：建议发放生育金，实现生育福利公平化、普及化
赵冬苓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生育适龄妇女在入职、工作期间往往受到用人单位的“区别对待”，其根本原因是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产育假期间的包括工资、社保等全部人力成本。由企业承担生育成本，是适龄女性就业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建议国家无差别提供“生育福利金”，将福利货币化、普及化；家庭中孩子的父母共用产育假，可按自己的需求，在总天数内平衡男女双方的休假；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承担或承担大部分（无论是否被雇佣，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编剧、作家赵冬苓）
新京报贝壳财经：目前，生育率走低、老龄化逐渐加剧，在你看来，如何减轻年轻人生育“焦虑”？
赵冬苓：生育意愿的下降，我认为是个自然规律。不光在中国是这样的，随着经济发展，女性越来越独立，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生育意愿自然会下降。
研究报告表明，我国抚养成本和人均GDP的比值在全球排名前列。现实中，房价居高不下，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而面向这部分人的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至今却没有很大改变，她们没办法获得必要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
这影响了在城市里发展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生育孩子前面。同时，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导致他们不敢生。如果我去城里打工，一旦生个孩子，就可能没办法继续工作挣钱了。特别是女性，回去生了几年、养了几年，就算把孩子带到城里，也没办法和城里孩子一样入学。
影响中国生育问题的三座大山：房子、医疗、教育。关于医疗，我们提出来要有生育保险，减轻医疗、教育负担，我还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在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取消户籍差异；鼓励民间办学；推进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申报制；明确政府不干预生育的政策等。
新京报贝壳财经：这次关注到女性生育困境，是否和近期创作的女性题材《女士的品格》有关？你是如何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捕捉到议案？
赵冬苓：肯定是有关的。《女士的品格》在我写的时候叫《生育阵线大联盟》，当时我看到了职场上女性因生育带来了种种生存困境，有感而发所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也对职场女性的生育有了更深的理解。然后从职场女性辐射到自由职业的女性，还有农村女性，包括她们的生育困境。最后，我们找了很多专家讨论才形成这两份建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