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古”与“疑古”，羌族族群性研究的两种路径

葛维汉与王明珂的著作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第一对比印象，即：葛维汉在尽力从历史、语言等各个方面塑造和勾勒一个羌民的实体印象；而王明珂却从对历史及田野材料的反思性解读尝试“解构”羌族这一民族实体，且涉及的“羌”一直从现在追溯到上古。对葛维汉的阅读相对比较容易把握，而对王明珂“解构”之后的“建构”却需要从多层次来解读。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历史性地思考已经达成学界共识，对羌族的研究也如此。如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将史料与田野材料结合来更为精准地理解某个族群也是今天历史人类学及民族史学在奋力探索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历史”的看法，到底是相信还是怀疑？怎样解读和使用史料？从葛维汉和王明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产生来自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学科训练。笔者将首先从葛维汉及王明珂在羌族研究上对史料和田野材料使用的不同路径来看两人对羌族的不同解读。

葛维汉之民族实体论

葛维汉在1924年为美国史密森学院搜集标本时首次进入羌民地区，并对当地的宗教及社会习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经过多次的田野调查后，葛维汉发现羌民内部差异巨大，且受到嘉绒藏族及汉族的多方影响，但他认为如果仔细甄别，还是可以描述出一个羌民的民族实体。对羌民的论证和描述，葛维汉受到了中国学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影响；同时，在1931年返回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葛氏师从柯尔（Fay-CooperCole），也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博厄斯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强调在研究中不应该以进化论的视角来对待异文化，应该摒弃自己的文化偏见而对报道人的文化持尊重的态度，并且应该注重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也应详细记录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濒危的土著的语言、文化，并尽量搜集相关文物和艺术品。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学社产生了一个“大方案”，主要内容是：哈佛大学在北京建立和维持一个东方教育研究学社……主要目的不是要将西方教育体系强行植入东方国家，而是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工作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和考古的教学和研究，包括搜集、挑选、保存和研究东方书籍、碑志、艺术品和古代墓碑等；并用西方的先进方法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以增强他们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学社在任何时候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远东或美国的政治问题，它派到东方的美国学者应该进行纯学术的研究。[3]正是在这个大方案的背景下，1932年，葛维汉被哈佛-燕京学社指派到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开始他的“纯学术”研究之路。

葛维汉对羌族的研究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对话对象是英国的传教士学者陶然士（Thomas Torrance），由此引发的“陶葛之争”[4]在当时颇受华西学者们的关注。陶然士试图将羌民的各个方面与《圣经》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他们是从西边迁来的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同时，他还利用羌民的“白教”来解释《旧约》中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5]而葛维汉则一再强调“历史、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这些证据说明了羌民属于黄种人藏缅支系。”[6]这种当时东方话语的内部分化正体现了葛维汉所采取的与其他外国学者不同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葛氏对羌民的民族志中，处处可见详实的对羌民现实情境的描述，这些描述又对应着中国的史料记载，并与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交相呼应，得以证明羌民是从中国东北部一路迁徙南下的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由此构建了一部详细且典范的关于族群描写的民族志。

中国史料记载的历史，对葛维汉来说便是“事实”。他在书中直陈：在中国史书和甲骨文中，有关羌人的记载不计其数，它们显然覆盖了4000多年的人类学历史。笔者将提及的是一些自认为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事实和事件，而且可以自信地说在史料或中国历史中还没有发现或听到资料证实川西羌人的祖先来源于西亚，或它们是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说法。相反，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古代，羌人居住在中国的东北部，它们向西迁移，有些进入了甘肃，又一些又往南进入了川西北地区。[7]为了证明此论点，葛氏引用了《尚书》里舜“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认为“三危是环绕当时甘肃安西一带一座同名山峦的地区；《中国史编年手册》将此事件追溯到公元前3387年，且据中国历史文献陈述三苗即羌。”[8]而他主要参考的中国史料包括：《后汉书∙西羌传》、《尚书》、《通典》等，同时还有同时代董作宾的《殷代的羌与蜀》、刘朝阳的《小乙征羌方考》等文献。葛维汉说：在商代，羌是住在以安阳为中心的汉人的西边。甲骨文中多处记载，当时的商人经常派军攻打他们，抓他们当奴隶甚至用来当做人牲以祭祀商人的祖先。后来羌与周人联合起来在周武王的领导下打败了商人，以此建立起一个周朝。[9]而推翻商朝的周武王的祖母便是一名羌女。由此羌的统治者被封为贵族，之后齐桓公成为最有势力的羌王。又根据《西藏通览》记载，早在公元前700年，西部的羌人就和汉人有了很多的贸易来往。而此时羌住在陕西、甘肃及川北的交界处。在公元前214年汉武帝建长城后，西羌就沿长城要塞居住。在公园384年，烧当羌姚戈仲之子姚苌称王定都长安。《西藏通览》还记载过去一些羌人住在雅州以南到越嶲地区。另一些史料则记载他们曾经居住在汶川、威州、松潘和甘肃北部地区。历史上的羌人在这一地区不断出现战争，一直到清乾隆时期，羌人参加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被镇压后便再也无力与汉人抗衡。[10]由此可见，葛维汉借助史料追溯了当时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民的历史来源。史料不仅包括中国经典，还包括一些地方志，如：《汶川县志》、《茂州志》、《松潘县志》、《理番县志》等。

为了证实这些史料及他所构建的羌族历史的真实性，葛维汉结合考古学来证明羌的迁徙路线。他指出：考古学家在羌族地区发现了石棺葬，石棺葬起初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墓穴，但由于羌人一直实行火葬，所以考古学家断定这是羌人迁徙来之前居住在那里的戈基人的墓穴，其可追溯到公元前500-100年。[11]在羌族地区还发现了在中国其它地区没有发现过的双耳罐，相似的罐子只在英国的博物馆里见到过，它被认为可能是商代或汉代的产物。另一种相对简单的双耳罐则在甘肃被发现，被认定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葛维汉认为羌区的双耳罐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甘肃双耳罐的遗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羌人的迁徙路线吻合。[12]另外，羌区还发现了串珠，这些珠子是大理石或者玉制品；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又在墓葬中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玻璃珠。葛维汉结合汉文文献，认为在汉代早期，中国人打败匈奴人并打开了亚洲西北部的通道，使中国与埃及和欧洲进行交往。这些珠子很可能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因为对这些珠子的测试里没有发现钡元素，所以该地区的珠子很可能是从中国的东部传入而不是来自国外。他最后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该地区的墓葬不是羌民或汉人的墓葬，而应该是羌民所称呼的戈人的墓葬，他们在羌民到来之前就居住在这里，在羌民到来之后与他们共同生存。其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2世纪，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甚至打败了匈奴。所以这个地区的人们被中国文化影响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首领为使用中国的货币、陶器和青铜器而感到荣耀。[13]

除了考古方面的证据与考证，葛维汉还将田野里搜集的传说故事用来证实史料里记载的羌人的迁徙路线及部分习俗的解释。比如族拉和古拉，也就是羌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导致了羌人的迁徙且在渡河时打湿经书，晒经书时经书被羊吃掉，所以才导致今天的羌民没有文字。而羌人到达西部时，汉人和嘉正在打仗，嘉退至杂谷脑而汉军退至都江堰，留出来这块空地就被羌人占领了。[14]最后，他引用《小乙征羌方考》的结论：羌人起初居住在远较远的东部，他们被殷王朝和后来的中原王朝推向西移，部分被迫迁徙至甘肃另一部分迁徙入四川。并认为“这似乎与历史事实与传统一致，并表示川西的羌民和其他几个少数族群都是古羌人的后裔。”[15]除此之外他还从语言、羌族的房屋、宗教等各方面形塑和证明羌民为从中国东部迁来的本土少数民族实体。所以，在史料应用上，葛维汉将其视为“史实”，同时采用考古学与田野材料等多重证明的方式来“证古”，以此勾勒出羌民的历史来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构建做了一个详实的注脚。

王明珂之华夏边缘动态论

王明珂对羌族的研究起源于几个简单的问题：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超过20万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16]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以田野拨历史，精彩地论述了今日“羌族”如何从处于汉人西边的族群团体逐渐向西漂移，如何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变成与核心相对的边疆少数民族，最后在1960年代的民族划分下成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的。与葛维汉相比，王明珂这种动态的解构与建构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怀疑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呢？王明珂说：“历史是指过去真正发生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而还有另一个带引号的“历史”是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过去之选择与建构。[17]要理解历史和“历史”，就必须一改以往将史料看作史实的态度，而运用更宽泛的历史角度来分析呈现这些历史的文本或表征，以此达到理解人群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本相。而文本及这个宽泛的历史角度来自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18]所以，王明珂的研究方法并非如葛维汉那样结合各种史料来归纳和描述“事实”，反之，他将文本视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遗存，认为一个文本的产生与其背后的作者身份及其选择使用文本的动机息息相关。这种对待文本与历史的态度，或者说一种方法与视角，使得王明珂以动态的延续和互动来解读典范的羌族史。

典范的羌族史，正如葛维汉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将羌族描写为一个由中国东部不断迁徙到川西的族群，而这个羌族的历史被学者们用史实串连成一个拥有线性历史的民族。王明珂对其持怀疑态度。他运用“华夏边缘”的观点重新塑造了一个“羌族史”，即一个“羌人”是如何变成“羌族”的动态的移动的并且延续的历史。这个新构建的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从商代到秦汉时期的羌是中原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这个边缘随着华夏的扩大而不断西移。它并非是一个异族即羌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历史，或者华夏边缘变迁的历史。[19]东汉到魏晋时期，由于蜀的华夏化，“羌”普遍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而这也是汉人的西部边缘。后由于吐蕃与藏传佛教的东渐，青藏高原东部成为一个汉藏之间的模糊的华夏边缘。而华夏心目中的“羌人地带”也逐渐萎缩。其次，清末因受到西方国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在构建中华民族之时，将这个模糊的华夏边缘上的“羌民”纳入中华民族之中，并使其成为边缘的少数民族。最后，在现代的民族划分政策下，羌民变成了一个有具体的边缘及文化内涵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族。由此可见，王明珂的“羌族史”并非一个以羌族为主体的线性的连续不断的民族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羌族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一个延续的历史，只是其是一个由核心与边缘人群间互动关系的历史。[20]只是这个历史由于缺乏对羌人自己族群记忆的历史记忆，所以缺乏了“羌人”自己族群认同的声音。

王明珂采取对典范羌族史的怀疑态度，构建了一个华夏边缘观点下的羌的移动历史，把羌人由漂移的，模糊的人群到成为今日之羌族实体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个“历史”拥有“从中心看边缘”和“从边缘看中心”的双重视角，下部分笔者还会讲到他继续构建的“由边缘看边缘”的建立在历史记忆上的羌族本土历史。不可避免地，葛维汉也成为了王明珂的研究对象，此两人对“历史”如此相悖的观点和解读方法凸显了两人由于时代、学术背景及现实关怀造成的分野。下面笔者将结合他们的田野及时代背景来评述两人的学术及现实关怀。

二、立足于田野，发声于现实

成为中华民国之国族建构者

葛维汉对羌族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1930-1940年代，王明珂则是1990-2000年代。两人的研究差了约六十年。这六十年中，羌人由“羌民”变成了“羌族”。而两个不同的“羌”，也正反映了两人的学术情境及关怀。葛王两人也都做了长短不同的田野考察，建立在田野的基础上来对羌族进行不同的解读和“构建”。

葛维汉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学术界在如何推进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及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归属问题上煞费苦心。羌民处于汉藏之间，他们的族属问题关乎整个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族属问题，对中国意义非同小可。当时的多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边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重新塑造和调整民族和族群之间的认同及关系。学者们认证了中华民国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及不同民族的存在，并将他们纳入共和国的框架和实际的疆域之内，更新了中原地区汉人的国家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国族主义”的理念。当时从事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家都借由西方“科学”的人类学知识将边疆民族这样的异文化群体纳入到国家公民的转变之中。[21]华西大学拥有一大批中西学者从事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虽然如此，在葛维汉到达华西大学之前的头几年里，华大的人类学还是相对业余，很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仍抱持着一种规劝少数民族入基督教的殖民心态，还有的学者也只是做了短期和不够合格的人类学调研。1932年，葛维汉到达华西博物馆担任馆长，同时带去了美国权威的人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并迅速成为华西大学人类学研究的主心骨。[22]当时国家教育部希望学者们能从人类学上证明中国是一个包含少数民族的大中华民族，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纳入研究一再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及文教机关内迁，学者们云集华西，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葛维汉身任要职，所以在与众中国学者的接触中互相交流学习并教授学生。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边部利用暑期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纠合对于边疆有兴趣者”，前往业已开辟的服务区，对边民进行民众教育、公共卫生及各种基督教社会服务，“籍以改进边胞生活，增进边地文化”，“并以川康边境为服务范围”，“以沿路过往之番化羌民戎民并汉处期间之汉民为对象”，“以各种教育方式进行服务”。[23]1941至1942年期间，葛维汉在中国教育部和基督教边疆服务部的指派下，随同70多名教授和大学生去边疆地区进行服务和考察，并担任副组长一职。这次调查的成果为1943年出版的《川西调查记》[24]，该书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氐羌民族的状况。很明显，此时葛维汉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中国国族的构建之中。

除此之外，葛维汉在四川广汉所做的考古发掘更为中国国族的构建增添了有力的证据。由于受传播学的影响，他在广汉考古遗址发掘的报告中称：“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而这个结论也被郭沫若视为正确的结论，他在信中说：“这就证明，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蜀人协助周王作战。……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25]此时，中原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的构建已经基本成型。

葛维汉作为一个从传教士到拥有美国权威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的西方学者，他的身份其实已经出现了微妙的转变且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矛盾性。这种复杂的矛盾来自于他所卷入的当时的两种帝国主义。郝瑞（Stevan Harrell）称其为“大帝国主义”和“小帝国主义”。“大帝国主义”是指当时欧美强国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而“小帝国主义”则是一个更小范围的，中国的文明中心试统治其曾经的“天下”之意图。而中国曾经的“天下”在二十世纪以后已经从一个世界图景缩减为仅有的清朝统治下的疆域。[26]边疆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也正因为其蕴含着这两个帝国主义的重叠，彰显着西方和中国对边疆的争夺。葛维汉作为一位具有传教士身份的西方学者，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也徘徊于中西方学者的学说之间。这也导致了他学术上的艰难。譬如他与陶然士关于羌民族源的争论，他证明羌民是中国本土东徙之民族，而非西方殖民主义试图构建的“我族”之东方边缘。他也经常批评其西方同事观念太过简单化或带有偏见，又抑或过于边缘化少数民族。而这些做法都或多或少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不满。当时西方学者多描述边疆民族是比汉人更纯真快乐的自然之子，是更“高贵的野蛮人”。而葛维汉虽然反对这种偏见，但自己却也在无形中掉入了这个圈套。如郝瑞所评：虽然他反对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的控制，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中国的国族建构。他对羌民的构建为“大帝国主义”下的“小帝国主义”做了一个他本身很反对的注脚。[27]如此，葛维汉的“中立”态度，尽可能大量和详细地描述当地文化，搜集当地物品，这种“抢救式”的研究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对当时遭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及世界各地区民族文化可能消失的担忧。而反映在中国国族建构里，他同样也感叹这个边缘可能最终会被华夏中心同化的命运。

反思当代民族与国民认同

若言葛维汉是一个国族建构者，那么王明珂仅是一个解构论者吗？非也。对于羌族的认知，王明珂最初的问题来源于他对上古史等的研究无法解答古史料中的羌与现代岷江上游的羌族之间的关系展开。但由于其在哈佛求学期间受到人类学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所以他带着人类学的“反思性”与“田野”两样“武器”开始对羌族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全新角度的解读与建构。

他称自己的理论是为了尝试突破近代两种流行的对立的理论：“历史实体论”及“近代建构论”。[28]历史实体论主张中国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延续的实体，其中包括一历史悠长的核心汉族及许多在历史中起落兴衰，并与汉族互动、融合的边疆少数民族，其典范就是被所有历史与民族学者所采纳的中国史与少数民族史。而近代建构论则强调对传统的再造和社群的想象，强调中华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都是在近代国族主义兴起之下的产物。王明珂也意识到两种学说所反映的政治立场，民族史学者们常指责建构论者们试图破坏中国民族团结；而建构论者则指责中国政府籍“历史”控制甚至欺压少数民族。[29]王明珂的学说更倾向于解构论，但又不止于解构。在解构了典范羌族史后，他又两次建构，以此来超越两种理论。他清楚地指出近代建构论者的两大缺失：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和真实性面向及忽略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30]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列出王明珂以羌族为例构建的“华夏边缘”理论，但此理论中存在一个缺憾，那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录异族本土观点的资料极少。[31]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王明珂遂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为本土观点发声。从1994年开始，他陆续去羌区田野调查数十年，累计调研时间约一年。但他的田野与传统的人类学的“蹲点式”田野又不同，他是多点式的田野调查，而正是跨越不同羌族地区的调查才让他有机会认识到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在羌区多次听到“兄弟祖先故事”，由于中国人的历史心性，这种故事多数时候都被当作神话传说看待，但王明珂将之视为羌族的历史记忆与根基历史以此构建了羌族自己的“历史”。故事的基本形态是：从前有几个兄弟都这儿来……他们就是这几个人群（家族、寨子与沟中人群）的祖先。兄弟预示着血缘和地缘上的团结、区分与对抗。这也是解释羌族住在资源相对有限的高山峡谷内的现实生存状况。而与被中国史书里普遍记载的“英雄祖先历史”相比，兄弟祖先没有强调不同族群之间的中心或边缘的地位，又抑或在资源分配上的优先地位。反之，英雄祖先故事则强调了一种对内的世代性和阶序性权力关系，比如羌族是炎帝之后，而炎帝是被华夏英雄圣王黄帝所打败的英雄，以此反映羌与华夏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鉴于汉字拥有对历史记载的力量，所以汉文叙述的历史总是拥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羌族没有文字，所以本身的兄弟历史一直被忽视，而羌族也在英雄历史的叙述中变成一个华夏的边缘。

这种情况在当今羌族被识别后有所改善，因其从曾经的华夏边缘之需要被服务和被教化的少数民族变成了与汉族互称“兄弟”民族的少数民族，且被纳入到一个资源共享的国家和国族中。王明珂认为这是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之资源分配、分享体系的一次再调整。[32]但典范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在英雄祖先的历史心性之下，仍然在强化国族核心与边缘间的区分与距离，这种历史无法防范在边疆开发中更深化族群见的资源不平等。他认为，在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国过程中，只有在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族之形成过程，才有可能反思与调整现有的体系以此消除各种核心与边缘人群的差距。[33]这些差距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还存在于城乡、男性与女性之间。或许这才是王明珂站在田野以反思历史和当下的真正意图所在。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强调“民族”与“国民”（citizen）两个概念在当今中国的处境： “民族”为单位群体在国家内地位与利益之情况下，常让个人失去其作为“国民”之反思性与行动力；在民族文化与民族宗教之大纛下，更常让民族内的性别、阶级、世代、圣俗间之剥削与不平等被遮掩。近代中国之民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而在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思之上，用新知和对自我的了解创造具有反思的现代“国民”，而这才是理想中的“多元一体”中国的主要构成“单元”，而边疆在这样的“新多元一体格局”中自然将化为无形。[34]由此可见，仅以解构论者来评价王明珂而忽视他的建构与现实关怀是有失公允的。

结语

本文对葛维汉及王明珂的羌族研究从史观、研究方法、对羌族的多维度解读及现实学术关怀进行了比较分析。选择两位游离在不同“中心”的“边缘”学者进行解读的意图不仅在于肯定两位优秀学者之学术贡献，更在于追溯羌族族群研究的学术历史，以为今人之研究树镜，促今之学人学习与反思。葛维汉徘徊于西方与中国，传教与学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他的选择有其历史局限性与困难性，但他的贡献之大，足以使我辈敬仰。王明珂游走于中西，辗转于边陲与中原，往来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虽然他打破各种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隔之理想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巨大的阻力，但这种微弱且不甚被人理解的状态却又显示了一位学者的现实情怀。他们这种徘徊于多种地域与学科之间的状态被王明珂戏称为“学术界的毒药猫”，但这两只“毒药猫”并非为了害人，而是藉由自己的多重身份及理论立足于田野，发声于现实，给各个中心带来冲击和灵感活力。而那些理想中的现实状态，虽未达到，但也不失为学者的美好理想。然而历史已去，对葛维汉来讲，倘若用今天的学术眼光仅去批判过去的学者是有失公允的。结合学者所处的时代，多面性的评价及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打破学科壁垒，推进更新的研究才是我辈之职责所在。

注释:

[1]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of the Ch’iang”, Journal of the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 14(A),1942.中译本见：葛维汉著耿静译：“羌族的习俗与宗教”，收录于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

[2]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市：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3. 大陆版本《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3]Wallace B. Donham,“A Proposed Institute 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 B. WallacePapers, HYI Archives, 转引自：樊书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研究》，1999，第1期，72-73页。

[4]详见：卞思梅“‘羌为何人’——20世纪前期西方学者的羌民研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5月，第45卷第3期，9-16页。

[5]REV. T. Torrance, F.R.G.S.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Israelites, London:Thynne & Co.Ltd, 1937

[6]葛维汉著耿静译：《羌族的习俗与宗教》，13页，120页。

[7]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of the Ch’iang”, Journal of the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 14(A), 1942, p. 3-4

[8]Ibid., p. 4

[9]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of the Ch’iang”, Journal of the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 14(A), 1942, p.5

[10]Ibid., p.5-6

[11]Ibid. p.7

[12]David Crockett Graham, “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Reg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Research Society, V.15A, 1944, p. 36

[13]Ibid., p. 37

[14]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of the Ch’iang”, Journal of the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 14(A),1942, p.7

[15]Ibid., p.8

[16]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市：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3，x ii页

[17]同上

[18]同上：x x vi页

[19]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市：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3，176页。

[20]同上：206页。

[21]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于著述的早期实践”，载《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王铭铭主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7，62-63页。

[22]Kyong-McClain, Jeff and Jing, Geng, “David Crockett Graham in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eigner as Nation Builder”, Explorers and Scientists in China’sBorderlands, 1880-1950, Edt. by Denise M. Glover, Stevan Harrell, CharlesF. McKhann, Margaret Byrne Swa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1, p.217-218

[23]邓杰：“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假服务团活动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6，147-148页。

[24]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年；本书收录于王晓莉贾仲益主编：《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5），415-529页。

[25]葛维汉著沈允宁译陈宗祥校：“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收录于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196-197页。

[26]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Explorersand Scientists in China’s Borderlands, 1880-1950, Edt. By Denise M. Glover,Stevan Harrell, Charles F. McKhann, Margaret Byrne Swain, Seattle: University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20

[27]Ibid., p. 21-22

[28]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市：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3，x x页。

[29]同上

[30]同上：x xi页。

[31]同上：211页。

[32]同上：385页。

[3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市：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3，390页。

[34]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国民’难”，载《文化纵横》，北京：文化纵横杂志社，2014年第3期，30页。

本文正式发表于《青海民族研究》 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