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专业化刚刚形成之时，就有一些历史学家将现代早期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放在大西洋背景下加以审视（如美国的“帝国学派”）。二战后，以下历史学家群体开始将“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从事奴隶贸易研究的学者，他们追踪资本的跨国流动，综合考察大西洋范围内的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政治意识和宗教思想等因素；从事美国殖民地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欧洲各帝国的海外扩张活动进行比较，并尝试超越将殖民地时期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前史”的学术传统；从事英帝国史研究的学者，和北美殖民地史学者一样，他们试图借助大西洋视野，打破受例外论支配的民族主义史学范式。这些学者的研究互有交叉，共同推动了该领域的兴起。除此之外，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长时段研究、人类学及文学的发展、冷战时期的政治外交等现实原因（如反孤立主义思潮、民权运动等）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明确提出“大西洋史”的概念并展开相关研究和教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杰克·格林、西德尼·明茨、菲利普·科廷和富兰克林·奈特等学者创办了“大西洋历史、文化与社会研究项目”，开风气之先。此后，哈佛大学的伯纳德·贝林等人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学者也参与其中。90年代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西洋史得到大力发展，在研究的地域、时段和题材上不断延伸和扩展，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了其方法论上的日趋成熟。这些新作契合了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风潮，展现了现代早期（主要为16-18世纪）大西洋世界在人员、商品、资本和思想文化上的深层交流和互动，揭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被遮蔽的历史面相。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所著的《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塑造一个国家的五位流亡者》（下文简称《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本值得一读的大西洋史新著，同时也是一部关于美利坚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佳作。

弗斯滕伯格出身于一个法裔美国人家庭，拥有美法双重国籍。他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任教十余年，是目前美国早期史和跨国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中青年学者。弗斯滕伯格早先专注于和美国早期奴隶制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他的第一部专著《以父之名：华盛顿的遗产、奴隶制和一个国家的形成》探讨了19世纪初华盛顿“国父”形象的塑造过程，以及这种形象与奴隶制、国族构建之间的互动。该书曾入选“华盛顿图书奖”的最终名单，在学界口碑甚佳。其后，弗斯滕伯格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历史，尤其是建国之初的美国与法属大西洋世界的关系，《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正是他在该领域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如该书的标题所示，故事的主人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避难美国的五位精英流亡者。他们是：法国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社会改革家利昂科（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t），旅行家和哲学家沃尔内（comte de Volney），政治家和军官诺瓦耶（vicomte de Noailles），律师和书店老板莫罗（Moreau de Saint-Méry）。基于细致扎实的档案研究，弗斯滕伯格追踪并还原了这一群体跨越大西洋，辗转进入美国上流社会的曲折故事；生动描绘了他们考察大陆边疆和西部，参与土地投机活动，并深陷美法外交漩涡的传奇经历。

为何要为这五个流亡者撰写一本厚达五百页的“集体传记”？作者认为，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美国、法国乃至整个大西洋世界重要的转折时期。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是一个孱弱不堪的沿海国家：对内经济不稳，社会动荡，政治分歧严重；对外则时刻面临欧洲列强和印第安部落的威胁，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爆发更给其内政和外交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到了1815年，美国已然一跃成为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这一时期同样是大西洋史上的关键时刻：英法再次开战，美国则取得了对印第安部落的决定性胜利，逐渐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贸易；美国深深地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波，费城随处可见法国的难民、商品和文化；社会和家族网络将美国与大西洋世界联系起来，欧洲资本对美国的边疆开发起到决定性作用；拿破仑重建北美帝国的图谋甚至让美国差点失去对西部的控制。（第15-18页）

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作者看来，以往对美国建国初期的研究经常与世界其他地区孤立开来，联邦主义时代压倒性的主题是民族国家构建，许多重要的人和事被这一主题掩盖了。事实上，尽管政治上已经独立，美国仍通过经济往来、商品流通和社会网络与欧洲、加勒比和大陆西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美国变得更加“外向”了，而外部因素对美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塑造性的力量。以上述五人为代表的法国革命流亡者，正是这些转变的见证人和积极参与者。他们的亲身经历串联起三场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和热内访美、《外侨和惩治煽动叛乱法》、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个人记录提供了珍贵的国际维度，将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与塑造大西洋世界的种种力量联系了起来，包括战争与革命，商业与贸易，奴隶制与废奴运动，等等。这个以小见大的故事，正是从他们的逃亡开始讲起。

一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费城与跨大西洋网络

除导论和结论外，《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共有两大部分，每部分各三章。第一部分“美国说法语”主要描述了这些流亡者逃离法国，辗转来到费城定居并融入美国上层社会的坎坷经过。

弗斯滕伯格所选取的五位法国流亡者均出身显赫，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和理念。他们都是自由派精英，推崇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与平衡宪法，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教育改革和农业改进。他们都是启蒙思想的维护者，同情并支持美国革命。有些人早就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结交甚密，诺瓦耶还带兵参加了独立战争，并作为法国代表出席了英军的投降仪式。法国大革命初期，这一群体在巴黎的制宪议会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过，随着政治的两极化，这些自由派贵族夹在激进派和保皇派之间“左右为难”，对国王的效忠和对自由价值的坚持愈发难以调和。1792年雅各宾派掌权后，他们成为被通缉的对象，只得纷纷避难海外。大多数人先前往英国，在英国因惧怕法国革命者的影响而颁布《外侨法》后，又横跨大洋来到新生的美国。蹈海远行的过程虽不尽相同，但都充满各种小说般的波折与惊险。

当他们在1792-1793年间来到大西洋彼岸的时候，美法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法国大革命在美国引发的政治热情已经持续了数年，并在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时达到了高潮。当时许多美国人组成了亲法的政治社团，他们身穿无套裤，在街头游行庆祝，高唱法语革命歌曲。在不少美国人看来，美法革命是连接在一起的，都是争取自由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但在“九月大屠杀”后，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特别是联邦党人开始对大革命心生疑惧，1793年法国驻美大使热内掀起的激进情绪更加深了他们的担忧。整个国家在如何对待法国革命，如何处理与英法的关系等问题上陷入巨大的分歧。在这一背景下，法国流亡者的身份显得格外特殊而敏感。美国政治家们既同情他们的处境，又不得不提防这些“外国人”可能对内政和外交造成的冲击。

至于这些流亡者本身，则出于不尽相同的动机在美国生活定居下来。依据作者的分析，他们有的力图重建声名与财富，有的服务于法国政府，有的则单纯为了消磨时间。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说，自由派精英都希望通过考察美利坚共和国这个新政体，获得宝贵的经验，进而挽救他们自己的共和实验：“法国正在仿照美国尝试一种新的政体。毫无疑问，共和制的美国是所有现存政体中最明智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会提供给法兰西共和国很好的范例和有益的教训。”（第88页）

费城最终成了这五位流亡者的落脚点。这座美国当时的首都是北美最接近欧洲的大都市。虽然繁华程度和巴黎、伦敦相去甚远，初来乍到的流亡者们还是惊奇地发现，美国上流正在竞相追逐法国贵族的生活。费城的绅士名媛们购买法国奢侈品，以说法语为荣，这里处处充满了法兰西风情。作者指出，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将费城从一个英国乡村式的城镇塑造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都市。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因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大减，法国趁机取而代之，费城成为北美与法属加勒比殖民地贸易的中心。罗伯特·莫里斯和威廉·宾厄姆等新贵家族参与其中，陡然而富，并在美国革命后通过姻亲和商业关系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精英集团。故而，18世纪90年代大西洋世界政治和军事的巨变，带来的是美国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重新界定：新的经济和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形成，文化上的独立使得美国转而仿效法国。法国难民的到来更像是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这一本来就已经存在的进程。90年代中期，涌入费城的法国（以及海地革命爆发后的圣多明各）难民超过五万人，占全城十分之一的人口。流亡者们带来各种时尚的奢侈品，开办舞蹈、法语、礼仪、美食等培训班，引入了大西洋世界的资产阶级消费文化。总之，在弗斯滕伯格的描述中，费城的精英和大众文化都强烈地打上了法国烙印，这种跨大西洋特征让读者对联邦主义时代的美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费城这个“双语城市”，法国流亡者们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他们聚居在当地的高档社区，莫罗的书店成为这些自由派精英们定期聚会，接收和交换政治、社会、经济和科学信息的社交中心。约翰·亚当斯等人有时也来参加他们的交谈。当然，和法国国内一样，在美国的流亡者群体也因为阶级出身和政治主张等差异分化为不同的派别。这些自由派精英既无法认同激进的革命者，也不愿与海地的保皇派奴隶主为伍。他们被夹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曾经生活过的“旧制度”，一个是未能完全感知和理解的充满现代性的新世界。更直接的冲击体现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曾经锦衣玉食的凡尔赛宫常客如今妻离子散，需要自谋生路，甚至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让他们充满了世事无常的今昔之感。

这些流亡者不仅组成了自己的共同体，还参与创建了跨大西洋网络并由此进入美国社会上层。这一部分是作者论述的重点。此时的欧美上流社会仍是一个较为封闭、依靠人脉关系搭建起来的精英圈子。如塔列朗是拿着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给乔治·华盛顿的介绍信来到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妻姊安杰莉卡·丘奇在欧洲政商界交游甚广，她的信件成为法国精英流亡者结交美国名士的关键。在一个政治和外交仍主要依靠私人关系的年代，咖啡屋、酒馆和晚宴、舞会和沙龙等非正式场合中的社交同样是一种政治活动。作者强调，这种国际性的社交网络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大。联邦党人和自由派流亡者过从甚密，他们将共和-民主派的政治俱乐部和新闻政治贴上“雅各宾”的标签，就受到后者宣传的影响。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家族、社会和宗教等网络在大西洋经济生活中同样扮演了核心角色，欧美精英由朋友和政治盟友变成商业伙伴或互通婚姻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借助通婚、组织沙龙等形式，女性（如“交际花”安妮·宾厄姆）往往在这些网络的构建和运作中扮演了殊为关键的中心角色。作者充分发掘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为故事增添了一抹亮色。

总而言之，跨大西洋网络连接起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家族关系，构成了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通道。了解这些“非正式网络”在大西洋革命年代的运作，有助于读者理解美国如何与欧洲、加勒比世界相联系，理解外部力量如何通过这些网络影响了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而这些网络（可以理解为种种“关系”）都是由具体的人来维系和运行的，因此考察那些起到纽带和节点作用的流亡者就至关重要了。

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联系和对比历来为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考诸以往的多数研究，或是对“姊妹革命”的性质、进程或意义进行各方面的品评比较，或是强调一些抽象的思想观念（如启蒙思想和共和理念）的传播和影响。这些著作往往忽视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非人化的研究。学者们也很少跳出国家的框架，如考察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反应时，重在后者对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政党纷争和外交政策的冲击。《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一书则别出机杼，从跨大西洋网络的实际运作入手，以费城为个案，揭示了法国革命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和物质文化等各方面对美国产生的实实在在、可触可及的影响，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二

把美国边疆写进大西洋史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西部的法国革命”中，作者将目光扩展至费城以外的北美大陆，更为直观深入地展现了法国流亡者们如何借助上述跨大西洋网络，在改变自身政治经济境遇的同时，影响了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走向。通过聚焦流亡者们在美国北部和西部（俄亥俄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旅行考察和土地投机活动，弗斯滕伯格将塑造大西洋世界的种种力量——人员、资本、商品——与美国的领土扩张和开发联系了起来。

作为另一个单独的研究方向，美国边疆和西部（北美大陆）的历史一般很少被纳入大西洋史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作者的解释框架打破了这两大学术传统的界限，可谓颇具野心。在本书导论中，弗斯滕伯格明确指出，在当前的共和国初期历史叙事中，土地投机、围绕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外交争端等“老问题”被忽视或轻视了。他认为大西洋史学者有必要回到弗雷德里克·特纳、查尔斯·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史家的传统解释，重新考察地域与国家、地理与政治的互动，突出白人定居者、印第安人和西部贸易的重要性。

弗斯滕伯格笔下的大陆西部是一个各方势均力敌，竞争与互利共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区域。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主权尚未在西北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这里是美、英、法、西等国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枢纽，也是连接各民族和帝国的交叉地区，尤为值得关注。具体来说，英国人试图将俄亥俄河谷纳入加拿大版图；部分印第安人与法国人在大湖区结盟，对抗英美的扩张；美国边疆居民在政治上并不信任中央政府，文化上和东部差异甚大，经济上则主要面向加勒比，而非大西洋市场。对美国这个新国家来说，如何在边区巩固主权成了最大的挑战。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随后流亡者的到来改变了该地区的历史进程。此时的美国亟需开发西部的资本，法国流亡者们充分利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跨大西洋政治和金融网络，将欧洲资本从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日内瓦、热那亚和巴黎引入宾夕法尼亚、纽约和缅因等州的偏远地带。尽管他们参与土地投机的初衷是重建自己的财富，但在事实上充当了资本流动的媒介。法国流亡者的经济活动有助于美国开发西部和北部地区，进而将其整合进东部和大西洋贸易圈，同时也为日后的西部开发、国内改进和工业化开拓了资本的渠道。用作者的话说，“他们在欧洲的政治革命失败了，但在这里发起了一场美国的经济革命”，“或许并不夸张地说，他们将塑造美国的未来”。（第274、208页）

1793年美法关系趋于恶化之后，流亡者们的政治和外交身份变得更加敏感。在作者看来，当初法国之所以支持北美独立，除了遏制英国这个宿敌，还想将美国作为拱卫其加勒比殖民地的基地。但在《杰伊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不得不寻求重建在北美大陆的立足点，以保护圣多明各（海地）这个最为重要的帝国经济来源。法国政府不仅暗中资助一些流亡者考察大陆西部和南部以获取情报，还联合印第安部落和对联邦政府不满的肯塔基居民，密谋夺取西班牙手中的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这些活动都让美国领导人倍感紧张，华盛顿和亨利·诺克斯等人均有大量的边疆土地利益，威士忌叛乱更加深了他们对外部势力介入西部的担忧。作者感慨，如果不是拿破仑在海地的败退，西部广大的土地落入谁手还未可知。这五位流亡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法国重建北美帝国的计划，但依然深深卷入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党斗争和地缘政治纠纷。随着处境的恶化，加之法国督政府逐渐解除了对他们的通缉令，流亡者们自1796底开始陆续返回母国。作者认为，亚当斯政府利用公众的反法情绪颁布《外侨法》，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那些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法国人。法案颁布后，更多的流亡者选择了离开。

故事并没有结束。流亡者们当初带着法兰西身份而来，如今又携美利坚印记而去。回到法国后，他们有的撰写回忆录和北美游记，出版研究新大陆的学术著作，希望借鉴相关经验推动法国的社会改革（如利昂科对美国监狱制度的考察）。有的留在西半球继续为法国政府效力，如诺瓦耶前往海地镇压奴隶起义，被英国武装船只击伤后逝于哈瓦那。有的则利用在美国结成的社会网络处理外交事务，最臭名昭著的莫如回国后成为拿破仑帝国外交部长的塔列朗所引发的“XYZ事件”。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跨大西洋社会和资本网络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靠塔列朗丰沛的人脉资源（尽管他并不情愿出售土地），手头拮据的杰斐逊政府向欧美金融家们筹措到了资金。当年流落美国时，塔列朗曾是罗伯特·莫里斯的代理人，为后者的土地寻找欧洲买家。如今，又是他完成了这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土地交易，让人不得不感慨大时代里个体命运的弄人。

不难看出，尽管强调特纳的重要性，但弗斯滕伯格在观察美国西部时，采纳了某种去中心和去国家的分析框架，显然更受理查德·怀特等人的影响，显示了大西洋史学者对“新西部史”和“新帝国史”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吸收和借鉴。此外，早期的大西洋史研究常遭诟病，被认为过于局限在英属大西洋世界。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大西洋革命时代”和“大西洋革命史”等概念，综合考察美法革命和拉美解放运动，力图对此有所突破。弗斯滕伯格的叙事可以说顺应了这一潮流，将共和国初期历史和大陆西部放在法属大西洋世界中加以考察，从而深刻揭示了18世纪末三场大西洋革命的纠缠与互动。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也更加突出和丰富了。当然，这些法国流亡者是否确如作者所论，对美国的边疆开拓和领土归属起到了如此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而，仅仅通过少数流亡者的活动，便试图将美国边疆史和大西洋史结合起来，虽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却未必能经得起历史事实的严格检验。

三

叙事的意义：大西洋史的书写方式与局限

《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艾伦·泰勒、戴维·贝尔等历史学家称赞该书视野开阔，叙事精巧，加深了读者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和大西洋世界的认识。针对此书的商榷意见也有不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标题不当，有夸大主旨之嫌。当时说法语的美国人并不多，且这些流亡者在美国居留的时间很短，影响有限，根本谈不上“塑造了一个国家”。其次是叙事方面的问题。虽然这本著作可读性甚强，充满了栩栩如生，令人目眩的细节，但叙述常常过于分散，有些时候作者甚至以自己的“推测”和“想象”代替了史实的陈述。这些意见既涉及方法论，也有针对该书主题和意义的质疑。从中可以看出，从理论到实践，大西洋史的写作尽管已经比较成熟，但仍存在局限。放眼观之，这些局限也是目前美国史学界一些流行趋势所共有的问题。

大西洋史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很难说有某种研究的范式或标准。如前所述，大西洋史研究的是现代早期人员、资本、商品、观念的往来互动以及所形成的塑造性力量。这一主题决定了相关著作不仅横跨地域，还涉及内政外交、战争革命、人口迁徙、资本流动、物质文化、思想观念等诸方面，很难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文化史等范畴加以归类。用弗斯滕伯格的话来说，这些流亡者们的“旅行连接起了巴黎迷人的沙龙和伦敦扣人心弦的外交谈判，连接起了法兰西港血腥的奴隶起义和费城激烈的政治辩论，连接起了新奥尔良惊险的间谍任务和缅因有待开发的山林。他们连接起了欧洲的资本和美国广阔的土地，连接起了费城绚丽晚宴上的精致银器与被残酷剥削的加勒比奴隶所生产的没有人性的商品。这些事情总是不被联系到一起去。外交史通常并非社交的历史，经济史往往不是肖像画的历史，物质文化的历史一般也不是政治的历史。但是，这些制宪议会流亡者的生命将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领域联系了起来。”（第406页）该书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创新和亮点，正是借流亡者们的经历，呈现以往被历史学家们生生割裂的种种“历史”。

当然，这种综合性的“总体史”对史家的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调动多方面的资源，驾驭不同的解释路径，将众多主题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之中。弗斯滕伯格选择了“叙事史”这一最为古老的历史书写方式。事实上，此书所体现的研究路径和治史风格在现今的美国史坛并不鲜见。美国早期史学者莎拉·诺特最近指出，近年来的“大西洋革命史”流行着一种“情境化的叙事”（situational narrative）。按照她的界定，这一叙事模式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突出环境和空间所赋予人们活动的意义；二是强调历史当事人在政治上和具体地点上的行为，而非话语修辞。《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也可以被视为这种叙事体的实践。从大的方面说，弗斯滕伯格特别强调地理因素（特别是西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具体行文上，他绘声绘色地还原了费城这个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配以大量插图，使整个故事充满了空间感、现场感和画面感，主人公们的相貌、动作、语言、神态甚至心理活动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同时，相较于“语言学转向”对话语分析的偏重，作者似乎更重视对人物具体活动的描述，从中解读出意义。纵观全书，弗斯滕伯格基本没有使用突兀而生涩的概念和理论，而是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读者完全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而移步换景。

不过，历史研究终究不同于文学创作，再精彩的叙事也应言必有据，字字徵实。好在这五位精英人物勤于著述，留下了日记、书信、游记、回忆录等丰富的私人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得以较为充分地发掘和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但五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难以串联起所有的重大主题，作者又不得不补充其他史料加以说明，与主人公的联系显得有些牵强。在某些史料缺失的情况下，或许是出于追求“情节完整”的需要，或是想让故事更具有可读性，作者的推测代替了史实的铺陈。这究竟是合理而有必要的“想象”，还是过度的“虚构”？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弗斯滕伯格的“小说笔法”总体上还是拿捏得当，无伤宏旨的。

但该书更为关键的不足是，由于这种叙事体面面俱到，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意识，导致主线模糊，旁逸斜出，读者难以把握其主旨。这就涉及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故事诚然精彩，但叙事的最终目的和意义何在？作者自己也承认，流亡者们并没有主导这些历史的巨变，而更多是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档案，可以让我们从有限的个体生命中去理解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他的初衷是不错的，选取的群体也很有代表性。尽管这些流亡者属于精英阶层，但仍是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既不见于美国早期史的主流叙事，也很难在传统的法国大革命史中找到踪迹。进而言之，近年来研究“大西洋革命时代”的流亡者或流散群体似乎是一个热门的题目，如历史学家玛雅·加泽诺夫所著的《自由的流亡：革命世界中的美国效忠派》。在这本备受学界赞誉的著作中，加泽诺夫同样采用了叙事的手法，追踪了效忠派分子在英帝国范围内流落转徙的经历。当前这种“小人物、大背景、跨国界”的个体性叙事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以小见大，彰显民族国家框架下被抹杀的历史，但这些颠沛流离的“小人物”们能否承担得起后世学者寄予他们的厚望呢？历史学家总会习惯性地放大自己研究的重要性。讲好一个故事不容易，充分而不夸大地说出故事的意义，更难。不管怎样，鉴于国内学界对大西洋史的了解和介绍还不多，而《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在题材选择、解释框架和叙事技巧上都颇具新意，值得中国读者留意。即便是纯粹当作一本历史传记、甚至是历史小说来读，也能获得轻松愉快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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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审核：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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