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了，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金圣叹何其大胆，他的结局，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

尽管施耐庵针对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就如《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崇祯禁毁“造反教科书”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兴“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到崇祯一百多年间，刊印了31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乾隆禁止将《水浒传》译成满文

满清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他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所以，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61年，5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丁日昌禁书闹剧

清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禁毁淫邪、暴力小说、戏曲，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是广东人，但长期依附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湘军系高官。他参与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目睹了底层人士造反的巨大冲击力。湘军于同治三年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城，四年后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丁日昌即上书请禁毁《水浒传》，显然和当时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对丁日昌的奏请，朝廷自然批准，并诏令天下，“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同治年间，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对朝廷的诏令总是有选择性执行。查禁那些流行书，对多数官员来说，是卖力不讨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认真执行。但这禁书建议的提出者丁日昌，当然不一样，在他的辖区内，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

丁日昌这次禁书，强度远远超过前朝历次。其一是有专门的机构，即“设官书局”，刊印《牧令书》(相当于政策汇编)《小学》等宣扬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书，希望以此来冲抵“淫邪之书”对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书的范围特别广，共计156种，《水浒传》《西厢记》自然是重点禁绝书目。丁氏在全省发布的饬文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味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说，而且禁戏曲本子，禁一些剧目公演。在156种禁书之外，增加111种《小本淫词唱片目》，一些折子戏、弹词、民间小调，如《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扬州小调叹十声》《王大娘补缸》等皆列入禁绝目录。

丁日昌在同治年间的官场堪称能吏，历史却对其禁绝《水浒传》等书的“政绩”开了两个残酷的玩笑。

一是他设局张榜，轰轰烈烈查禁书，为那些禁书起到了很大的广告作用。时人议论道：“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淫艳小说，奈未知真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其行为给了老爸“净化文化环境”的工作莫大的讽刺。丁日昌的长子丁惠衡，是个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同治八年十月(丁日昌大规模禁书第二年)，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继祖逛妓院时，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没占着便宜的丁氏兄弟叫来亲兵营，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死。这事闹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老佛爷安排到湘军势力范围两江来掺沙子的)审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军势力的马新贻要追查到底。不过，丁惠衡还没有归案，马新贻却在校场检阅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张汶祥刺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刺马案”。朝野许多人怀疑张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报复马新贻。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张汶祥被处死，案件到底没能查个水落石出。受降级处分的丁日昌正逢母亲病逝，于是借丁忧之名离开官场，五年后复起。

不知当时朝野人士听到丁日昌公子嫖娼与人斗殴，擅用亲兵将人打死的消息后，会不会在想：这丁家少爷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还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呢？（文 十年砍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