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上午，我针对各家媒体报道，为财新网撰写了《雷洋案 为何至今听不到检察院的声音》的评论，指出“如果检察机关消极履职、怠于调查，那么其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与越界执法并无二异”。当天下午大约四点多，财新网刊出了我的文章。而我也几乎在同时，带着当时并不完全了解的使命，从上海启程飞往北京。

当晚大约11点，我们才到达家属开好的宾馆房间。我们见到了雷洋的妻子、姑姑和龚律师等人。我们原本想初步了解一下大致案情，但雷洋的妻子太过疲乏，很快就支撑不住、躺在床上睡着了。见此情景，我们也不好再问，只能等待他们稍加休息。因为这个缘故，一直到了5月13日凌晨三点多，雷洋妻子才正式完成了委托协议的签署。根据委托书，律所派出陈有西、我、赵勤犇、周晓凤和张健飞等五人为雷洋家属提供代理服务。此时，陈有西因为另有案件在广州抽不开身，只能一直通过微信了解我们这边的进度。陈有西要求我和周晓凤，5月13日中午之前要写好刑事报案书和律师意见书初稿。这对于我们，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当天我们睡了不足四个小时，八点半就开始着手报案书的撰写。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与检方和家属联系律师见证尸检事宜。根据家属此前和检察机关的沟通、协商，检方决定委托明正鉴定机构进行尸体检验，允许律师和家属聘请的法医担任见证人。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场见证整个尸体检验过程。当天上午大约11点，我通过龚律师的电话与北京市检方面通话，表达我们希望见证尸体检验过程，电话那头当场表示可以。

我和周晓凤于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后，说好的律师见证却发生了变化。昌平检方以我们未向其案件监督管理部门递交正式的委托手续为由，不认可我们的代理资格，不允许我们在场见证。其实，我们当时身上就携带着完整的委托材料，但检方现场人员说其无权接受。我们说现在就把委托手续送到案管部门，检方人员说可以，但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因为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离昌平检察院并不近，往返一趟至少两个小时，此时尸体检验肯定已经开始，尸检中途不可能允许我们进入。经过反复交涉，最终只好由龚律师一人在场见证，我和周晓凤只能在外面等候。

尸体检验过程漫长，我们决定下午先去雷洋妻子家里了解、核实案情，并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在雷洋妻子家里，我们分别对雷洋妻子、姑姑和父亲做了律师调查笔录，了解到了大量直接的第一手案情，其中很多都是媒体没有披露的。有了这些案情信息，我们决定重走雷洋当晚的路线，并沿路进行实地现场调查。我们从雷家出发，徒步走到事发足浴店，全程进行录像和计时。我们特别勘查了事发足浴店和后面小区的地理位置，对各处监控探头进行了拍照。我们还对足浴店附近的几家房产中介、便利店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了解。之后，我们又乘坐雷洋一名远方亲戚的汽车，从涉案足浴店开往雷洋当晚被送往救治的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从该院返回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当我们返回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时已经是万家灯火，守候在门口的不仅有少数媒体记者，还有在现场维护秩序的便衣警察。直到5月14日凌晨2时许，尸体检验才告结束，我们看到龚律师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法医鉴定中心。

有了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我和周晓凤5月14日上午继续撰写报案书。中午，我们更换了宾馆。5.15下午，陈有西和其他三位同事陆续抵京与我们汇合。当天晚上，律师团全体成员与雷洋主要在京家属及部分人大校友代表见面。这次见面会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由家属介绍案情；二是由我和周晓凤向大家报告前期工作情况；三是陈有西对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任务分工进行了安排部署。

5月15日一整天紧张的取证工作。当晚深夜，由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撰写的《刑事报案书》初稿交到陈有西那里。5月16日上午，陈有西、我和另一位同事，逐字逐句的对刑事报案书进行修改并最终定稿。当天上午，我们还根据收集的证据制作完成了证据清单。这一天，我们团队几乎都没有吃饭，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面包和水充饥。中午，我和陈有西带着刑事报案书和证据材料来到北京市检察院正式进行报案。几经交涉，北京市检派人出来接待，但以律师报案需要预约为由，没有当场接收我们的报案材料。无奈当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预约完毕再去递交已然来不及了。我们只好将报案材料交由雷洋妻子，由其改日自行递交。律师团大部分律师当晚乘飞机返回了上海。侦查阶段的代理工作到此也暂告一段落。

返回上海后，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陈有西要求我来负责执笔撰写《律师意见书》，并要求这些文书的撰写要体现律师团队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担当，要经得起同行和历史的检验。虽然我一贯对自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文笔很有信心，也对撰写法律文书很有心得，但对照这个案件的关注度还是不免十分忐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充分的占有证据材料，充分的吃透所有的案情细节。那段时间，我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顶着星空走向回家的路。

本案的一个关键进展，是北京检方在六月一日这一天发布通报，告知已经正式对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等五人刑事立案。此后，陈有西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八点意见，俗称“陈八点”。而我则在财新新闻上发表《北京检方对雷洋案涉事民警立案侦查意味着啥》的评论文章。六月底，北京检方公布尸检鉴定意见，确定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排除了雷洋因心脏病突发猝死的可能。在整个侦查过程中，检方除了发布立案、尸检鉴定意见外，没有透露任何实质性案情。作为代理律师，我们也只能等待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再进行系统阅卷。尽管如此，我们律师团队仍然结合已经掌握的案情事实，先后向检方递交了两份《律师意见书》，每份字数均逾两万字。为了不干扰侦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我们仍然坚持依法依规的代理，没有向社会公布《律师意见书》的内容。

漫长的侦查期始终伴随着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律师团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各界压力。社会舆论并非铁板一块，同样存在着分裂和反复。比如期间有邢某妻子的陈情流出，有法大校友和人大校友之争，有涉案被侦查人员豪华的辩护律师团成员发声等等。而律师团队则主要是利用陈有西的微博进行适时发声，力图用理性的品格引导整个案件的讨论。

2016年11月29日，北京检方对邢某等五人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侦查终结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接获通知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律师团核心成员加班加点的研阅卷宗材料。有了卷宗，就有了关于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就能够真正了解案件的详情，就能够去尽可能的接近案件的真相。那些天，用“夜以继日”形容我们当时的阅卷状态并不过分。认真研究完卷宗内的证据材料之后，我们当然要把阅卷成果转化为我们的律师意见书，转化为我们对于案件的观点和要求。

一个月的审查起诉期限很快就要期满，案件的最终走向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任何关于这个案件的风吹草动都会极大的挑动我们绷紧的神经。12月21日开始，北京检方开始催促我们尽快提交书面意见书。检察院多次表示，会非常重视律师的意见，要求我们务必要抓住机会把我们的观点准确、全面、及时的传递上去。如果说这份法律意见是整个代理期间，律师团最重要的一份法律文书，恐怕没有人会提出异议。陈有西吩咐，由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分别起草初稿，然后统一交给我整合，最后由陈有西本人亲自定稿。经过努力，我们终于赶在12月23日中午将意见书交给了丰台区检察院。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们递交意见书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检方发布通报决定对全案不予起诉。

所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当天下午，我甚至几度想哭。到了晚饭时间，却没有任何胃口。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都始终充斥着一连串的影像：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学习考试，逐步在首都扎稳脚跟、成家立业。这在家乡人看来是一件多么励志的故事。但突然之间却因为一次事件而阴阳两隔，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不安的看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悲剧实在没人忍心仔细咀嚼。

检方不起诉怎么办？经历几天短暂的沉默后，经过讨论，陈有西决定向全国征集律师组成律师团提起刑事自诉。当时，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但“时势使然，明知不可为仍须为”。就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申诉和提起刑事自诉的时候，雷洋家属来信告知已经放弃全部诉讼并解除对所有律师的委托。我们的代理资格就此全部丧失。

一时间舆论质疑声浪四起，甚至有人将矛头对准了律师团队。其实，家属与责任方的协调和解，我们没有参加，事先完全不知内情，对协议内容亦不了解。作为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本质工作就是代理案件，必须尊重法律程序和委托人意志。超出诉讼程序和委托权限去追求绝对的“真相”和“公平正义”，那不是代理案件，那是公民运动或政治诉求。作为公民，当然可以有“政治诉求”，但作为代理律师却应当把“政治诉求”和“案件代理”两者分隔开，混在一起会角色错乱。但遗憾的是，太多人不会或者不愿做此区分，甚至用个人的诉求去绑架律师团队、绑架家属。刑事立案、高额赔偿、全国政法队伍整顿，雷洋案的结局可能没有达到一部分人的预期，但这个案件已经足以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时间会让一些东西褪色，也会让一些东西沉淀。任何一个职业都要有自己的底线。作为一个刑事律师，当使命降临时绝对不能临场退却。如果心底有所坚守、有所坚持，生命就会有最低的倚靠。反之如果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可以放弃，那么生命犹如大海中的芦苇一般无根漂浮。我至今记得带着一名女助理顶着全国舆论在北京调查取证时，曾经给同事说过一句话“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也许多少年后，人们仍可以朦朦胧胧的记起曾经有这么一起案件发生，但当年的惊心动魄则早已化作淡淡云烟。记忆终究会逐年老去，但文字也许能够在时间中长存。为了留住这份个人记忆，也为了给中国法制留下必要的印记，所以才执笔写下这上面的文字。（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邓学平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