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毛主席就来了。耿飙还是觉得，他更适合呆在一方面军中。

毛主席闻言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不但要担任参谋长，还要承担“政治上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张国焘的路线”。

耿飙觉得，“这件事，还是交给政委或者政治部的人来吧，让他来，好像不太好。”毛主席说：“一切都要靠个人，做一个参谋，也是可以做到的。”又和他讲来两句话：“你呀要开始跟着走，然后再赶上前去嘛。”听完主席的这番话，耿飙瞬间明了。

由部队转到外交部工作

1950年初，元旦一过，十九军指挥部就开始忙碌起来。一些人正在草拟一些文书，一些人正在审核，一些人正打着电话，而耿飚此刻正在看着一篇汇报。

这时，一个通讯员走了过来，对耿飚说道。李政委，杨司令有请您过去下。”

“老耿，有件好事要跟你说，上面有指示，要把你从北京调出去搞外事。”一看到耿飚，李志民就微笑着跟耿飚打招呼。

“啥？被派到了外交部？”耿飚大吃一惊。耿飚从加入红军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与人民的部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耿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在二十多年的斗争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为了维护人民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建立，耿飚仍然坚持拿着他的步枪。

另外，就私人情感而言，耿飚也是依依不舍的，同生共死，共同奋战过的同志们。

杨得志和李志民一看耿飚的脸色，就知道耿飚在想什么，便对着耿飚一起说：“老耿，你可以回我们的部队去看看娘家人嘛！”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你是我们之中，最擅长外交的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耿飚是绝对不会反对这次调职的，原因是：第一，耿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其次，耿飚对对外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耿飚对部队，对战友，对这里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让他很难割舍。

这天一大早，耿飚就驱车前往了外事办公室。耿飚在十九军团的时候，就是坐着这台越野车到处跑，到处跑。此次来到北京，李志民政委与杨得志司令要后勤处将此车移交给耿飚。

耿飚认为，由于外交部成立时间尚短，汽车和驾驶员必然不足，来京后自有一辆汽车，可以减少政府工作的压力，便欣然应允。如今，耿飚每日都坐这台吉普去外事办公室工作。

耿飚感到特别开心的是，昨日，的王炳南跟他说，周总理想跟你谈一谈。

耿飚与周恩来已经好多年没有相见了。想起上次见面还是在平军调部，当时周总理为了揭发并粉碎国民党的内乱，日以继夜地奔走于全国各地，为了揭发并粉碎了国民党企图进行的内战，他的脸变得瘦削了。

因此，耿飚还没踏入总理办公室中，脑海中就自动浮现出了总理当时的模样。

然而，当耿飚走进去的时候，却惊讶的看到，周总理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了。

据说，这时候的周总理从苏联访问归来，并在莫斯科帮助毛主席与苏谈判二十余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总理的脸色并没有因为长途跋涉和劳累而变得憔悴，相反，他的脸色红润，神采奕奕，两条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耿飚轻声道：“周总理，你好！”

“哎呀！是耿飚同志呀，你来啦！”耿飚听到总理的声音清脆悦耳，带有一点苏北口音。

耿飚在他面前坐下以后，周总理直入主题：“这次调你离开军队，是为了做外事工作。”

“目前，王稼祥同志作为驻苏联大使他已经赴任，不过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还没有派出去。这一次，我们国家从各地抽调了一些重要的干部同志，就是为了担任大使。”讲到这里，周总理接着开口问向了一旁的章汉夫说道。“都来了多少人了？”

章汉夫同志掰着手指回答：“袁仲贤，姬鹏飞，黄镇，王幼平，谭希林，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

“好!”周总理闻言点点头。接着转向耿飚，“这几位将成为新中国驻海外的第一代驻华大使。不过，我这次派你过来，是想让你担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耿飚有些诧异地问道。

“嗯？是不是很意外？”总理从耿飚的震惊中看出了一些端倪，他向耿飚问道：“你听说过联合国吧？”

“总理，我并不是太清楚。”接着耿飚回答说，“但是我很清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发起国家，而且它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据说，董老过去还是三位中国代表之一呢。”

“是啊,”耿飚的话让周总理很是高兴，脸上带着赞赏的神色，“董老是当时的三位中国代表中的一位。

“所以，今后就要为参加联合国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周总理说。然后，他又问耿飚：“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你有没有意见？

耿飚赶紧道：“绝对听从指挥。但对于外交，我是一点都不懂的。”

“你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嘛！”周总理微笑道：“而且，您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也曾率领美国观察团离开延安来到晋察冀地区么？在军调部，不还是同美蒋的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谈话么？事实上，你在国谈判工作中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才会把你送到联合国来。”

耿飚对周总理的记性还是很佩服的，虽然他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但却能把很多年前的事情，都记在心里。

“可是,”我仍然觉得不太放心，“对于联合国的组织架构和会议流程，我一点也不熟悉，更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这可不行啊！”

“这个，以后可以再研究么！”周总理回答道。

出任驻外大使

之后毛主席在见了耿飚等第一批驻外大使时候，毛主席发表了一番演说，这段话也完全打消了耿飚心中的顾虑。毛主席说：“各位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大部分都是从军队抽调过来的将领。大家也全是从部队中调来的干部，将军来做使者，这个行啊！

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各行各业都缺人。我们已同很多国家建交，因此，我们国家急需大量的外事人员。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从头开始，一支新的对外队伍要有新的骨干力量。

我们军队一向是训练干部的地方，因此，我们就从军队里面选拔了一些人。”

毛主席说，目前我们高层中懂得外国语言的没有几个，但总要派出大使吧！即使不会外国语言，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使。

汉朝时，班超和张骞，都是不会外国语言的，但是他们都去了西域，不仅完成了任务，还立下了汗马功劳。

讲到这里，毛主席望着耿飚，说道：“你们要到西方去，要知道人家的发展情况，要向人家学习；中瑞两国友好合作，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也增进了我国与北欧各国的友好感情，同时也为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耿飚最初的外交生涯是担任瑞典和丹麦和芬兰两国的使节。1950年，耿飚率领驻北京的大使馆职员和他们的家人，一共二三十个人，坐上了一列国际火车，驶往莫斯科。

在那个时候，去欧洲的人，通常都是先坐莫斯科的列车，然后再去别的国家。

耿飚事后回想道：「那是我人生中的头一遭，也是首次踏上国外的旅程。1950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我从军队转到了外交界，担任了外国使节，开始了一身西服，开始了吃西餐，我首次跨过了边界，经过了列宁的家乡，这一切都是“首次”。”

其实，耿飚后来所做的诸多首例，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亦属首例。

他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将国书递交给了西方各国的首脑：1950年9月19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那天是我向一位外国首脑递交国书的一天。

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带着一辆六乘王辇（这是一辆豪华的马车，由六匹马拉，是皇家的马车）把我带到王宫里来。

瑞典外交官员说：‘王子派了六辆马车来迎接您，以示对我们国家的尊重。’当时的我坐在王辇上，和顾亟一起前往皇宫。两列卫士肃立在殿门两旁，身着古代武服，带着毛茸茸的大帽子，腰佩短刀，颇有几分威严。

穿过宫殿的正门，是一座院落，院落的两侧，则是一排排的守卫。当我爬到最上面的台阶时，我听到在过道里等候的礼仪人员用英语喊话。

这时候顾亟告诉我说，对方的意思是说：“中国大使耿飚到！我一走进去，就看到了古斯塔夫五世，以及他的旁边王储，我带着敬意走上前去，把那封信递给他。太子代表国王宣读了这份文书。还不等我开口，他就礼貌地邀请我坐下来说话。”

在瑞典王国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指挥官给耿飚讲了一些军队里的事情，双方聊得很开心。

50年瑞典一司令问耿飚带多少兵，耿飚答：有十几万

这名指挥官说，“我是从一名小兵一步步走到指挥官的。”

耿飚微微一笑，道：“我和你差不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都是一路打仗走过来的。”

然后，接着对方又说：“你当时有几个兵？”耿飚数了数自己打过的仗，然后说：“大概有个十几万！”

没想到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啪”地一声给耿飚敬了个礼，道：“您真是了不起，我跟您比不了，我这支军队连您的一成都比不上。”

此时，周围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跟耿飚碰了一下杯子，翘起了拇指，夸他是“伟大的大使，了不起的将军”，皆是忍不住对他另眼相看。

对于别人的赞美，耿飚却很谦逊地说：“跟我的祖国比起来，我就是一个士兵，一个战士。我愿为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搭建一座桥梁。”第二日，地方报刊登出这样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使者首度现身于资本主义国度，作为一名将领，却不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子，耿飚的谦逊，令瑞典民众对他肃然起敬。

此后，耿飚在担任大使期间，以谦逊的态度推动中瑞关系的发展，并重新塑造了瑞典对这一新兴大国的印象。

在瑞典开始工作之后，耿飚又到丹麦（1950年11月）、芬兰（1951年3月）设立驻丹，以及驻芬大使馆，并将国书呈送给丹麦王斐德烈九世及芬兰共和巴锡基维总统。

耿飚访问瑞典时，曾与哈马舍尔德先生有过直接联系，讨论了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正当地位。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代表首次同联合国高级官员进行面对面谈此问题。

1960年1月，耿飚担任起了外交部副部长一职位。他在周总理、陈毅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邻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及多边协定。

这些协定的签署，不但使我们同周围国家的友谊更加牢固，同时也为我们处理边境问题，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耿飚这位将领，他将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长河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耿彪家风

耿飚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与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从一名只有民兵参加游击战的游击首领，到后来成为一名能统御千军万马、骁勇善战的开国将领，这中间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最初的信念，他把一切都放在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正直，要对党忠诚，爱人民，发扬了耿家优良的传统。

1965年，耿飚之子耿志远顺利地被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录取，做父亲耿飚觉得脸上有光，跟每个人都说：「志远他考进去了」。

在耿飚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期间，委员会正缺人，耿志远觉得自己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正好可以胜任这一职务，所以信心十足地向他的父亲提出要把他转到外委会工作。然而，回应他的，却是耿飚一句“不行”。

耿志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两个清华同学，都能轻松调过去，为什么到了自己这里，就不行了？

耿飚也不避讳，直接说道：“你的同学，经过面试之后，表现出了很好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让他加入的原因。你之所以不能进入，也并非是你的工作能力问题，关键你是我的儿子，咱们父子二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这如何可以。

后来耿志远被人推荐到了一家集团公司工作起来。

在耿志远眼中，自己的父亲根本就没有留给自己任何物质上面的东西，更不要提留给自己任何的权利了，不过，自己的父亲，言传身教，加上父亲良好口碑，令耿志远获益颇丰，尽管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可耿志远心中清楚，父亲始终看着自己，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给父亲抹黑，因为他清楚自己是耿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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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耿飚回忆录

耿飚三闹情绪 作者：肖宗志

党史纵横|史海回眸——耿飙: 1976 年奉命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作者：许 正

耿飚“谦虚”赢尊重 作者：袁恒雷

将军外交家:耿飚 作者：万华、张国华

楚材·外交篇——耿飚的外交生涯 作者：袁南生